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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的模式构建 　　[摘要]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并赋予跨文化能力以新的内涵。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是在现有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语境对跨文化能力的新要求而提出的，以期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模型。该模式以跨文化人格为培养目标，将知识、动机、技能、语境和效果五要素纳入其中，以全球化为语境，按照知识习得、动机培养、技能训练逐层递进的方式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注重交际双方的交流互动在实现交际效果和培养跨文化能力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全球化；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能力； 递进―交互培养模式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中，跨文化交往已经成为“地球村”中每一位居民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在跨文化交往中人们能否实现相互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 　　国际学术界一般将“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互换使用，为统一起见，本文除直接引用外，均采用“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能力研究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学者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众多的理论和模式。西方学者Imahori和Lanigan[1]，Fantini[2]，Byram[34]，Deardorff[5]，Lustig和Koester[6]，Chen和Starosta[7]等都对跨文化能力进行过详细探讨，并构建了各自的跨文化能力框架。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国外的理论，贾玉新[8]、许力生[9]、高一虹[10]、杨盈和庄恩平[11]、张卫东和杨莉[12]等从不同角度对跨文化能力进行了论述。 然而，学界并未对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达成共识，也未建构公认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本文试图在现有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语境对跨文化能力的新要求，提出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以期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模式，并丰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相关理论。 　　一、 跨文化能力构成要素 　　学界对跨文化能力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Dinges和Lieberman在对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综述中指出，跨文化能力包括认知技巧（cognitive skills）、情感品质（affective qualities）和行为能力（behavioral competencies）。“认知技巧指关于交际双方文化的同质性、异质性特点的知识；情感品质指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行为能力指在跨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完成任务的能力。”[13]372西方学者在此之后的研究也大多延续了这条心理学的三分路线，Gudykunst[14]、TingToomey[15]、Kealey[16]、TingToomey和Kurogi[17]、Sue[18]、Deardorff[5]等对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的具体能力进行了补充。此外，Imahori和Lanigan[1]、Cooper等[19]、Hammer等[20]、Deardorff[5]、Chen和Starosta[7]等学者注意到了交际的效果，其中Chen和Starosta认为，跨文化能力应当和交际能力以同样的方式来定义，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跨文化能力除了强调交际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外，更加重视语境的作用，即重视交际者的文化背景[7]241。Lustig和Koester也认同“跨文化交际是语境性的，得体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行为需要交际者具备充分的知识、恰当的动机和有技巧的行动”[6]66。 　　我国进行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所以他们更关注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问题，而对跨文化能力的本体讨论相对较少。贾玉新认为跨文化能力应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与交际方略系统[8]。杨盈和庄恩平构建了由全球意识、文化调适、知识和交际实践四大能力系统组成的跨文化能力框架[11]。他们虽然“赋予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新的元素，但研究的主体视角还是西方式的”[12]8。“任何全面的人际交流能力至少要包括动机、知识、技能、语境和效果五个方面” 　　动机、知识、技能是与情感、认知、行为三个层面相对应的三个教育范畴。参见张红玲《跨文化外语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21]44，跨文化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交流能力，也应包括这五个基本要素。 　　二、 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概述 　　基于对跨文化能力构成的不同认知，学者们构建了众多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高一虹认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主要有三分模式、行为中心模式和知识中心模式。三分模式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从情感、认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