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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王世贞史学的研究述评 　　[摘 要]学术界对王世贞史学成就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十年来在其史学思想、著作、主要交往关系方面都有一批新成果面世。对新成果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总结，对王世贞史学方面成就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王世贞；史学研究；述评 　　王世贞作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身后留下大量文学和史学著作，以供后人研究。为“后七子”领袖之一，李攀龙死后更是独主文坛二十余年，所以留下的文学著作相对较多，所以后人对于其文学方面的研究相对多于史学，但其史学成就一样不容小觑，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史学才开始受到关注，及至今日形成了较多对其史学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王世贞史学研究成果 　　王世贞是明朝史学大家，其史学思想理论成就一直都是后世研究的重点。 　　鲍永军《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一文从王世贞的治史思想、目的、方法、态度等各方面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其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除此之外还有赵艳霞《王世贞史学复古思想略论》（《史学研究》）、郭兰英《在思想与现实之间跋涉：王世贞思想再透析――以王氏之史学理念与创作动机为例》（《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薛瑾《与复古派盟主王世贞》（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赵艳霞从较为客观的角度论及15世纪末16世纪初，明朝学术界经历的史学复古思潮，因史学领域复古思想鲜有人提及，便拟以此文论述复古对王世贞史学理论及明中后期的影响。而郭兰英则是选择了其中的史学理念与创作动机这一方面来论述。文章各有侧重，但均认为王世贞以其自身对史学的感悟和理解对后世史学发展影响甚大。而钱茂伟《论王世贞对理学化史学的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5月）则是从王世贞反对理学化史学入手，认为其否定正统论，用历史主义与道家思想重新解读宋儒史论，力图作出符合历史本真的认识，事实证明是有其合理性的。张艳丽《论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管仲的评价》（《管子学刊》2010年第2期）从王世贞对于管仲的评价中来明晰其治史特点，认为其思想受到明中后期阳明心学影响。为我们深入全面理解研究王世贞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思考角度。 　　而对于王世贞史学理论成就方面研究的有徐彬《论王世贞的考辩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和《论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7月）、向燕南《王世贞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鲍永军《王世贞史学理论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7月）、王洪军《王世贞史学成就评述》（《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2月）、孙卫国《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杨绪敏《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以及孙卫国编著出版的研究王世贞的专著《王世贞史学研究》。 　　在王世贞史学理论成就方面，学者们较为集中的以《史乘考误》为对象进行考辩史学特点成就来论述，应该说王世贞的考辩史学影响深远，应当作为对于王世贞全面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进行深入发掘，另外，学者们多数都是以史实介绍和记录来研究，但是很少与王世贞的生平经历、遭遇和心境结合起来深入剖析其史学理论特点形成的深层原因。杨绪敏就从《史乘考误》入手论述王氏的考据学因为明官方所修国史失实，而私家修史又较多存在曲笔、讳饰等现象而应运而生。学者鲍永军和王洪军均从王氏崇尚直书实录、实证考信、重视史料考辩入手论述，认为其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义并深远影响后世史书编纂，揭示了王氏史学的深刻内涵的重要历史地位。学者徐彬在论述王氏史学考辩方面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王氏能够对史料有自己的认识并能够辩证看待各史料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自己独到的理性考辩思维对史料进行细致考辩，并取得显著成就。孙卫国在王氏史学成就方面的论述较为深入和全面。 　　二、关于王世贞生平和著作研究 　　（一）年谱研究 　　王世贞是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史学家，清人钱大昕和其后人王瑞国曾经各为王氏做过一份年谱，但内容均较为简陋且年代久远，内容和见识也早已陈旧不合时宜，因为这两部年谱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对王世贞的研究步伐。而徐朔方所著《王世贞年谱》（即徐谱）和郑利华所著《王世贞年谱》（即郑谱）几乎同时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古代社会因为年谱年表家谱之间的衍生关系，致使年谱存在并不真正客观的缺陷，即对谱主赞颂多批评少。所以当代学者重新编写年谱时对类似缺陷加以改造提升，目的明确其史料真实客观的反应谱主的主要面目。应该说徐谱和郑谱都做到了这一点。 　　其他同类文章有蒋鹏举《补正》（《文献季刊》2004年10月第4期）则是对郑谱和徐谱中的疏漏与失实之处，白璧难免有微瑕，作者从文献中勾稽史料予以补正，使二谱更加完善可靠符合史实。张永刚《王世贞卒年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3月第2期）则以后七子主要成员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