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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纪彬“权说”的研究述评 　　摘要：权变学说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其中，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先生的研究最具突破性。他不仅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考释，而且对朱熹《论语集注·子罕》“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孔子权说的特点、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在“权说”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实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关键词：赵纪彬；经权学说；孔子权说；高拱权说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08-08 　　引言 　　权变作为灵活变通、随机应变的方法，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就现有中国哲学范畴史论著来看，有关经权范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阐述经与权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经权范畴的哲学内涵；梳理经权思想的发展过程，总结和概括经权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对经权思想的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作有益探讨等。虽然这些研究成绩显著，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则存在着某种偏颇或不足，即重视哲学内涵的阐发，轻视古典文献的考证。这使得经权思想研究缺乏深厚的文献基础，对其哲理内涵的阐释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或不确之处。鉴于此，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1905-1982）先生则运用文献考证与哲学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权说”作了突破性研究，提出了诸多创新之论。 　　20世纪80年代初，赵先生准备撰写一部十几万字《中国权说史略》专著，但未能实现夙愿而病逝，仅留下三篇书稿，即《释权》、《（论语“权”字义疏》和《高拱权说辨证》。在这些书稿中，他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梳理，对何晏《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作了详细考释，对孔子权说的特点和发端地位、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对“权说”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一、探寻“权”的起源及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 　　赵先生以文献考证为基础，从生产工具史、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视角，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字形字义演变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等问题作了缜密考证和梳理。 　　关于“权”字的历史起源问题。一般来说，“权”是秤锤，“衡”是秤杆，二者结合构成测定物体轻重的“秤”，即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作为秤锤的“权”，就像“量度”和“车制”一样，“应从‘权’的字义字形演变的史实中，探求‘秤锤’的起源”。赵先生通过考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毛诗传疏》和章炳麟《章氏丛书·小学问答》等文献，提出“权”的字形字义的演变历程是：“拳”（卷、捲）-“（扌雚）”-“权”。由此证明，“秤锤”是人手的延长。最初的“秤锤”类似“石拳”、“石锤”一类，属于石器的一种。从“金”的“秤锤”，则是青铜器时代以后的产物。即是说，“秤”作为工具可能出现在氏族社会末期，用于剩余产品的交换，借以平息买卖双方的争端。与“权”本同“拳”相呼应，“衡”亦像“臂”；与“权”悬在“衡”下相配合，“衡”则横在“权”上，即“悬者为权，横者曰衡”，因此，“衡”乃人臂的延长。由“权”和“衡”所构成测定物体轻重的“秤”，是拳的下挽力和臂的横平力相结合的对立统一体。通过考证，赵先生得出结论说：“‘权’是拳头的延长，‘衡’是臂膊的延长，二者相结合构成为‘秤’，用以测知物体的轻重数量。这一史实，证明了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秤的零件权与衡，是起源于人的生理器官、手和臂。” 　　不仅如此，赵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从“拳”到“（扌雚）”再到“权”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在他看来，“权”字代替“（扌雚）”字，并非偶然，更非“讹作”，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使用并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而使用和制造工具，都出自人所独有的手。据此，“可见从‘拳’到‘（扌雚）’，亦即‘拳头’变成‘秤锤’，其第一层意义，就在于它显示了人手在使用并制造工具中的巨大作用”。其次，与动物不同，人的进化取决于劳动工具的改进或发明，人是发挥工具（即延长了的手）的力量，改造自然使之为自己所利用。据此，“又可见从‘拳’到‘（扌雚）’的第二层意义，亦即‘（扌雚）’作为类似‘石拳’‘石锤’的‘秤锤’而出现于历史舞台。它是作为氏族社会末期的物质文化，标志着人们用工具改造自然的伟大开端”。再次，与“（扌雚）”作为氏族社会末期的物质文化相接续，“权”则是奴隶社会的物质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奴隶制衰微期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