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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的思维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形成的“赶考”思维，包含了居安思危、心系群众、励精图治、实干兴邦等丰富内容。其当代启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发扬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增强自觉自警的忧患意识、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进京赶考”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起点。 　　关键词：西柏坡；“赶考”思维；基本内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1-0110-06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对周恩来等人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1]还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2] 在定都北京及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老一辈革命家交出了一份份人民基本满意的答卷。今天，我们党大力弘扬“赶考”思维，能够进一步激活广大干部群众的红色记忆，有助于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化各级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更加密切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续写人民满意的答卷。因此，这种“赶考”思维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赶考”思维的形成背景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7月“中央工委”先行迁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央“九月会议”和全国土地会议，筹划了新中国的建立，故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在西柏坡，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领导了新民主主义取得全国胜利，而且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建设的转变，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通途。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辉煌历史和成功经验，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其中的“赶考”思维即为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京赶考”的理念，源自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内与毛泽东的对话。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讲述明末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将领生活腐化，并发生了宗派斗争，互相残杀，终于导致兵败人亡。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很快以整风文件的方式把此文发至全党学习。毛泽东结合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专门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骄傲而招致失败的教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并特别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5年之后，即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据此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光辉思想。在进京之前，毛泽东仍然对这篇文章念念不忘，说中国共产党也要赶考去，但我们不做第二个李自成。 　　黄炎培在重庆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则记录了与毛泽东的一段关于“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著名对话。在延安的几天参观访问，黄炎培看到一派政兴人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是，他在振奋之余又有所担心：共产党廉明的政治作风和蓬勃的革命精神能够维系多久？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发问：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实际上，黄炎培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思索已久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继读《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又一次深刻思考，而且上升到了规律性认识的高度。尽管当时毛泽东没有展开论述这条“民主新路”，但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出，解决“人亡政息”的根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提问是充满信心的，他离开西柏坡进住北京附近时，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双清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交谈，俗称“窑洞对话”，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人文天地每个栏目名称曾长秋：“赶考”思维及其当代价值“赶考”思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始于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设想，也谈到不要采取强攻太原的方式解放北平（即北京）。同年12月，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准备接管新中国未来的首都北平。毛泽东在西柏坡还接见了斯大林派来的苏联特使米高扬，谈到了筹建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