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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习惯于从故事情节层面中探讨女性话题，而忽略了对话语层面的研究，显得过于“印象化”。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叙事学抛弃故事情节，忽略作品和作者历史背景，以及囿于文本解构的做法也开始被人诟病，似乎进入一个瓶颈期。因此，上个世纪六十年以来，女性主义借用经典叙事学已进行的系统化研究成果，和叙事学家一起尝试彼此融合，彼此补充。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 　　苏珊?兰瑟(susan LallSer]在其1986年发表的《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询问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对女性叙事作品的研究，是否能从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洞察力中获益；反之，叙事学是否也可能了解女性主义批评和体验女性文本后得到改进”。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改进。这一点也得到了普林思(Prince)的认同，尽管普林思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更加“靠近(叙事)批评而非叙事学”，但叙事学的确需要把“性别”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沃霍尔(Warhol R.)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定义，概括总结为”对性别建构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的研究”。近十年来，对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的探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兰瑟教授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1986)和后来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1992)，以及沃霍尔的《介入的性别差异：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1989)和《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1999)等等。研究的切入点包含作者、叙述者、女性人物的性别对叙事形式的影响、性别化叙事声音的权威以及叙事形式在读者心目中的性别建构等等。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在于：以被结构主义叙事学排除的女性作品为文本，采用微观方式，将性别纳入结构研究中去，以揭示叙事形式具有的意识形态特点。而关于女性权威的建立，不仅在于女性声音在文本中如何占据统辖一切的权力，而更在于女性身份在文本叙述过程中是否赢得认同。 　　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的艾德伍德(MargaretAtwood)，其作品不无例外地关注女性问题，而其中运用的叙述方式更是具有其独特性。艾德伍德的作品一直关注女性话题，尤其是“权力”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分配。本文试图通过对艾德伍德发表于1986年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女性主义叙事技巧的分析，探讨其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构建，以及这种权力分配如何体现于艾德伍德建立的多重叙述文本之中。 　　1.第一人称叙述 　　《使女的故事》由红衣使女奥芙弗雷德讲述，小说所有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她的思想、视线、聆听以及对话展现于读者眼前。作为主人公的叙述者，即兰瑟定义中的“个人型”叙述者本身就具有凌驾于其他角色的优势。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各类信息，包括故事中的男性形象均通过“我”的过滤，带着“我”贴上的标签。大主教从相貌上是矛盾体，初看像“博物馆的警卫”，一个“亲切和蔼的同时不失谨慎小心”的老人，再看又像“中西部地区的银行行长”，可是看到下巴却“活生生就是过去光纸印刷的通俗杂志上的伏特加酒广告”。他“举止温和，一根根指头很粗，大拇指充满贪婪和渴求”。言语间，这个代表基列共和国最高等级的男性俨然一个伪君子。第一人称叙述有其结构上的优势，但同时也有读者质疑的危险。其带有主观性的描述，可信度(reliability)可能大打折扣。正如兰瑟所说，叙述权威的树立“不仅取决于读者对叙述者的反应，也取决于读者对小说人物动作的反应”。所以叙述者要树立确实的权威，就必须小心翼翼采用合适的策略为读者展示她眼中的一切。 　　2.双重视角和多重叙述时间 　　双重性被定义为女性主义或者女性所固有的特性。兰瑟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分析《埃克金森的匣子》之后提出了女性文本中的“双重声音”：为应对文本中的两个受述者而产生的双重文本。申丹在《“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中对兰瑟的分析进行了修正：“《埃克金森的匣子》中其双重性是基于叙述者与不同受述者的不同对话，但在这个‘叙述者一受述者’交流层面上，还有(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交流。女性对父权社会婚姻的谴责在该层面交流中得以呈现。“双重性是女性不得已的选择。唯有这样的选择，女性才能“在男性与女性，中心与边缘，内在与外在，公开与私下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进行协调”。事实上，女性作家在创作具有女性特性作品时，不得不利用和依附男性传统来进行颠覆。双重性使得女性文本可以实现两者共存，而不是落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峙。 　　叙事被认为是一种线性行为，尤其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我”站在现在某个选定的时间点，“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事件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叙事线条从过去开始，终止于叙述产生的这一刻或之前。大多数个人型叙事采用过去时。叙述者的“我”已然了解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