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调解与诉讼互动和互补.docVIP

PAGE PAGE 1 论人民调解与诉讼的互动和互补 　　一、引论 　　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无为之治是各朝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境界。和为贵，一直为传统儒家思想所强调，也体现为国人的道德观、伦理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和追求“和谐”的精神内涵。中国的调解传统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与无讼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有内在的关联。早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汉代已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司法调解制度。自汉以下，各个朝代的律法对司法调解均有完备的规定。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经过长期实践，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历史传统，经历了对旧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和扬弃的漫长过程，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内容和活力，终于形成了现行的在群众自治组织主持下，在自愿基础上公平合法地排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强调依靠群众，注重调查，重视调解工作，将调解与审判结合起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然而，如何重新定位新时期人民调解与诉讼的价值取向，运用其不同的功能及互补关系来克服弊端，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漏洞如何给予司法救济，如何整合和有效利用现有的司法资源，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和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等，将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当前人民调解与诉讼衔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居民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人口迅速增长，各种新类型的民间纠纷增多，给社会稳定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一方面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不断上升，人民解决矛盾的社会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相对少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下降了，这二升、二降，折射出目前我国民间纠纷官司化的现象日趋明显，而具有历史传统与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功能在弱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缺乏规范性和制度上的保障。之所以今天人民调解实践面临的诸多问题难以解决，之所以人民调解的法制建设滞后并阻碍着人民调解实践的发展，都源于理论研究的滞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人民调解在追求低廉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可能出现“廉价正义”的问题，即可能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例如，当事人的妥协使自己的权利不能全面实现;抹煞和淡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和实现权利的意愿;不是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处理纠纷的核心和标准;在运作中会出现违反当事人自主和合意原则的诱导和强制的可能性;可能会侵害当事人的诉权，纠纷的解决有时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实力对比，即双方可拥有的各种资源，在非法律的方法中，这种实力对比往往是直接的，因而在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协商或交易极有可能是不平等的，这一点是人民调解最大的隐患。在程序方面，人民调解急需在一些方面加以严格规制：调解人的资格;对当事人诚实参加的限制(避免滥用其程序拖延纠纷的解决);依法调解的必要性及限度。由于人民调解缺乏制度的支持，其内在基准和程序都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影响了人民调解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有统计显示，人民调解处理的民事纠纷的数量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与法院一审民事受案数17:1的比例下降为目前的1:1。人民调解数量出现了大幅度下滑[2]。 　　2、人民调解员素质不适应调解工作的实际需要。当前，调解组织的凝集力有所弱化，尤其是基层调解组织的人员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靠志愿者和自觉奉献来维系，还有的靠担任村(居)自治组织的人员搭配兼职充数，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提出的“组织、人员、工作、报酬”四落实的建设标准，始终没有落到实处，加之人民调解工作的政策法律水平要求相对高一些，政治上，物质上又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而现在有很多人不想干。具备业务素质的缺少热情，充满热情的又缺少业务素质，致使人员选拔的面比较狭窄，影响着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据了解，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平均文化程度只有一半达到高中以上文化，这与所承担的日趋复杂的调解任务极不相适应。人民调解员常常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摆道理时不能胸有成竹，特别是在对情理与法理关系的理解产生冲突时难以自圆其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类型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人们找到调解组织时不仅要求解决矛盾纠纷，还常常要求“讨一个说法，还一个公道。”这就对人民调解工作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调解员必须提高自身素质才能迎接新的挑战。 　　(二)诉讼存在的问题 　　1、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其固有的弊端，表现为一系列两难悖论。例如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存在的：法律规则(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