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姻制度浅述.docVIP

唐代婚姻制度浅述 　　【摘 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婚姻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完全遵守礼法。不仅结婚仪式未必遵照《大唐开元礼》等礼仪制度的规定，《唐律疏议》中关于不同辈分不婚等规定也没完全被遵行。“不遵礼法”是那个时代现实的反映，是由于开国统治者把礼教、门第、官爵等同起来，压制了山东旧士族代表的礼法文化。但唐代联姻却十分注重门第，衰落的山东士族也愿意通过与有金钱和政治地位的新贵联姻，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关键词】唐代 婚姻 聘财 礼法 门第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2－0123－02 　　 　　在中国古代，既没有西方宗教的婚姻缔结形式，也没有官方登记手续。因此，结婚仪式就成了合法夫妻证，他不仅是一种风俗习惯，而且是一种法律行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古代所谓的婚姻礼法文化认识基本正确，中国古代婚姻礼法文化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先秦儒家文化奠定了其基础，汉唐时代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故本文就以唐代的婚姻礼法为例加以论述，以求分析其婚姻制度特色，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有所认识。 　　一、婚姻与聘财 　　唐代的婚姻礼仪，从文献上看，仍然是“仪礼”的一套程式。此套程式据说是周代的遗制，是儒家礼法文化的本源，儒家的法礼制在士大夫阶层被广泛接受，因此士婚礼在汉代儒生的重新编订下，不仅在士大夫之家推广，而且汉代的官长也据此为民间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礼。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礼仪都在不同程度的保存或强化。熟悉儒家仪礼的士大夫在北魏孝文帝鲜卑政权中获得重用。即使到了隋唐时期，士大夫仍然对古代的婚礼不甚了解。就《唐律疏议》来说，它关于民间婚姻成立的条件其实很简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对“约”的解释是：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这说明唐朝官方认定的婚姻条件，要么有正式的订婚书（包括双方另有私约，即女方对男方身体和身份等情况已有了清楚地了解），要么是女方已接受了男方的聘财，符合其中的一条，这桩婚事就算是约定的了。女方毁约要负刑事责任，男方毁约则不准追回聘财。 　　关于聘财或彩礼在婚姻关系的认定中的意义。《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华州参军》记载的故事极具代表性，名族之子华州柳参军在长安曲江邂逅绝色女子崔氏及侍女轻红，崔氏亦对柳生有意。但崔氏之舅王某已替儿子向崔母王氏提亲，崔氏不愿嫁表兄，且说非柳生不嫁，崔母爱女，乃命轻红给柳生达意，劝偷成婚姻。“两三日就成婚”，柳生大喜“自备数千财礼，期内结婚”。及王某来问，崔母抱怨侄儿不待婚礼就把女儿抢走了。王生因此白挨父亲一顿鞭笞，及崔母丧，柳生携夫人和轻红来奔丧。王生见之，急忙告诉父亲，事情终于起诉到官府。官府的最后裁断是：王家先下彩礼，合归王家。王生对表妹倾心已久，对前事毫无怨言。但崔氏心中只念柳生，伺机与轻红偷偷跑去投奔柳生，又被夫寻得，之后不久崔氏和轻红都死去，魂魄却归柳生处，与其生活。 　　民间相传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唐代的柳崔婚姻中却不可能。官府在判崔氏归谁妻上，从来不会去问女当事人的意见，唯一的依据就是谁先下彩礼，先定婚约。崔母虽然与柳生先定婚约，柳生虽然也是“纳彩娶妻”；却被官府以王家纳彩为先而把崔氏判给王生。这里柳生婚姻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获得崔家的许婚之书。许婚书就是使婚姻当事人具有排他性的身份。在唐代明确指出，许婚之书可以判定婚姻的成立。男方通过媒人（即使双方都满意，也要有个媒人作中介）送《通婚书》给女方提亲，女家则有《答婚书》。实际上，正式下通婚书之前，媒人已在两家往返多次，传送通婚书只是程序上的一种象征意义。王柳两家显然都没有给崔家的通婚书，那么彩礼则成为判定其归谁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唐律所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婚姻缔结分两大步骤，即订婚和成亲。传统六礼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币（下彩礼）属于订婚仪式，择日亲迎属于成亲仪式。可见，在传统礼仪中，订婚有四套程式，是重点。成婚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喜庆和祝福的气氛，与订婚相比，成亲仪式反而显得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订婚下彩礼，即使没有迎亲，婚姻也被认定。唐官府拒绝已完成成婚仪式的崔柳婚姻，也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婚姻契约的签订时间的先后比迎娶的事实更重要。这种法理在现代婚姻制度上是不可思议的，大约唐朝人也不像后世那样看重处女情结，所以崔氏被判给王生，王生并不介意其是否是处女。 　　二、婚姻与礼法 　　唐朝对婚姻缔结也有限制条件，《唐律疏议》还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如良贱不得为婚，长幼不得为婚，居父母丧期间不得为婚，这就是“礼”也就是“法”，这些规定未必始于唐朝，但《唐律疏议》作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