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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分工自组织滞后问题剖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清晰产权为财产所有者的经济行为提供的激励，能保证资源要素交易方式选择的合理与有效。我国农村家庭私有产权组织起来的分工协作生产组织形式自演进，证实了产权所具有的市场合约可选择功能是分工协作生产组织形式孕育与成长的基础。然而，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国有产权具有行政归属性、不完备性和残缺性特征，决定了国有产权不具有市场合约可选择的功能，这正是国有企业产业分工自组织滞后的制度成因。 　　[关键词]产权；市场合约；生产组织；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6-0072-04 　　郭茜琪(1953―)，女，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浙江杭州 310012)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长三角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环境研究”(项目编号：07HZC310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制度必然会影响经济主体的交易方式，并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影响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组织形式创新是从产权清晰的农村家庭私有经济层面开始的，同样，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从民营企业开始的，无论是农村地域私有经济的分工协作型生产组织，还是民营企业跨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都是清晰产权激励下的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的自组织与自演进。然而，中国所特有的条块行政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受到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的隐性渗透性干预，企业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与限制而不具有市场合约功能，进而使国有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始终处于分散化的低效率状态中。本文从产权具有激励效用的解释逻辑出发，以农村地域私有经济的分工协作型生产组织形式快速成长现实为背景，分析市场合约的可选择与专业化分工生产组织成长的相关性，为解释中国转型经济中国有产权行政归属性与国有经济分工自组织滞后现象的相关性提供一个分析视角。 　　 　　一、产权及其在生产组织创新中的作用 　　“产权”，即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财产归属和运用的行为权利总称。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拥有的财产权利是个体行为独立化的基础，是个体有效地运用财产与积累财富的根本动力。在产权权利得到法律的界定和保护的情况下，拥有产权的经济主体就受到来自产权责任和风险的约束及获取资产收益最大化的激励，进而就能对资产运营作出具有经济理性的决策，使私有经济始终保持活力和效率。从我国农村私有经济分工协作生产组织的演进过程来看，自组织过程始终是由来自私有产权的激励所形成的内力所驱动的，这股内力就是私有产权所有者要承担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及由私有产权衍生而出的一系列相应的权利与责任。正是这股内力，激励着私有财产所有者去积极寻找一种能够最大化地节约交易成本、最有利于发挥私有生产比较优势、最广泛且快速了解市场信息和能共同抵御经营风险的生产组织形式。 　　产权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市场合约”的可选择，即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所有者拥有达成各类交易契约的可选择性。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资源或产品的交换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换，交易的实质是交换产权。“产权的概念里包括交易的权利，也就是选择市场合约的权利。”[1](P104)因此，当经济主体在拥有了资产所有权的同时也就拥有了市场合约选择的经济自由权利。产权清晰―自由交易―自由契约是一种市场合约可选择的逻辑关系，即拥有清晰产权的经济主体在产权激励下展开互利互惠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自由地进入和自由地退出交易。出于对私有财产安全的考虑，拥有财产权利的经济主体在作出一项生产经营决策时，必然会考虑未来财产的收益及为之付出的成本，并选择能实现自己私有权利现期价值最大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我国农村地域分工协作生产组织内各成员是独立的法人、保持各自的所有制与投资渠道，实行独立核算，按市场原则进行平等交易。[2](P282)这就规定了分工协作组织内的众多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相互交易关系是建立在各成员拥有选择市场合约权利的基础上的。正是私有产权拥有市场合约可选择权，才使分工型生产组织内各个产权明晰的独立主体间基于频繁交易的专业化协作成为可能；才使资源要素在不同市场合约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建构起具有内在关联的分工型生产组织。而当资源被良好的交易形式和竞争方式组织起来进行产品生产活动时，所产生的分工协作效率不断地带来报酬递增效应，并不断地促使私有产权主体去完善生产组织中的竞合方式，以促使生产组织的功能、结构、水平持续地递进变化。产权契约[3](P75)在新生产组织自成长、自演进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证实了产权的市场合约可选择及所衍生而出的权利、责任与风险承担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