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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制度的反思 眼睛只盯在委任制的改革上，即使把谈话考察 的范围扩大到几百几千几万人，即使把公示由半个月 延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效果未必会提高多少，也 难有实质性作用。 古人将“为政之道”归结为“要在用人”，或者“唯 在用人”。看天下是处于大治、小康的状态，还是倾危、 乱亡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就是看人才的选拔 使用情况，特别是看人才在政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如果说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其中用人 政策、用人导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帝制推翻至 今的100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稳定超过30年， 而唯独改革开放稳定发展了 30年，这得益于我们用人 制度的改革。 中央带动与地方推动 30年来，我们在用人机制上进行的改革，具有的 特点规律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先来自中央的带动， 后来自地方的推动。 最初，几乎所有重大的改革都来自中央的带动。 邓小平等中央高层领导不仅在两大体制改革的同步上， 深刻认识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 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 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而且在关键的重点上，明 确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 于政治体制改革”。于是，在唯才是举、退出一线、防 止干部年龄老化方面，邓小平就首先带头。当时改革 意识强的，力度大的，搞得好的，普遍得到提拔了。 这是当时中央对搞改革的“徙木立信”。这对上世纪 80年代改革者的成批涌现，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另外，领导干部退休制、任期制也是中央带的头。这 些成绩在80年代就完成了。笔者的感觉是通过中央高 层的率先垂范，到80年代中后期，地方的推动力也逐 渐增强。于是，各地改革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如“公 推直选”、“两推一选”、“直选乡长”、“直选乡镇书记” 等。 但由于我们没有设立一个用人制度改革的试验区， 所以只能进行技术层面的单项突破。在军事上称作战 术上的单兵突进。2000年6月，中央批准下发了《深 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总结了 20多年来单项突 破的经验，规划了未来10年党政干部、企业领导人、 事业单位领导人“三支队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 点和方向。按上面的想法，不仅选拔任用方面的改革 要推进，管理监督方面的改革也要推进。从这两方面 推进改革，即为整体推进。这方面，各地也确实做了 不少工作，并取得一定阶段性效果。各级组织部还成 立了负责干部监督的专门机构。但是，由于缺乏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的试验区，单项突破的成效都很难巩固， 整体推进的阶段性成果则更难积小胜为大胜。因此， 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推进的部署和愿望。但实际上往往 多有整体性的部署，也常常少实质性推进。 张锦明是在1998年底搞的步云乡直选，吕日周是 2000年搞的舆论监督。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差，实际上这是20年的压力使然，不改不行了，张与 吕不过是顺应了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用对一个人或用错一个人，越是基层见效越快。 用错一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没个三五年，群众搞 不清楚。可是用错一个县委书记，很快就会反映上来； 用错一个乡镇书记，会立竿见影；要是用错一个村支 部书记，更是立马吹糠见米。基层干部就在群众眼皮 子底下，德才如何，品行怎样?老百姓一目了然，心知 肚明，三五个月弄得清清楚楚。古语说“郡县治则天 下安”。特别是县级地方政权，用人体制的改革创新， 是一种现实需要。步云为什么没变成小岗？ 真正最具突破意义的地方改革是1998年底步云 乡的乡长直选。这是一次真正的民众选官，在中国历 史上的意义堪比当年的小岗村。小岗村的改革是让农 民敢于喂饱自己的肚子，步云乡的改革是让农民敢于 喂饱自己的脑袋。老百姓6000人冒着雨去选乡长，不 是靠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张锦明的女性魅力。这一 很了不起的举动，折射出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和觉醒。 其次，当属2008年贵阳市搞的区县主官竞争上岗。 各地公推公选通常是行政职位，而且绝大多数是副职。 贵阳把四个县（区）委书记岗位拿出来竞争上岗，具有 重大的突破意义。 另外，还有长治的舆论监督。看起来不算是用人 制度的改革，但也间接相关的，就是吕日周在长治搞 的舆论监督。一张党的机关报《长治日报》，通过公开 的舆论监督，直逼1000多个县处级干部重新回到人民 群众中去。这虽然不是直接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但 是通过舆论监督，通过每年度上万人给领导干部打分 测评，这种舆论监督对选人用人也是有实质性作用的。 步云乡的乡长直选可能是一件比安徽小岗村18 户农民分田单干更伟大的制度创新，但是为什么这一 创新不能够像小岗村那样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大体 可概括为这么几点： 一是动力差。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 众之中。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动力，直接源于村里的18 户农民。农民指望包产到户能吃饱饭，即使违法也敢 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