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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框架内容剖析 　　摘要：碳排放交易可分为自愿交易和配额交易，对于不同类型的碳排放交易，立法应当做出不同的内容规定。我国目前关于自愿交易的规定还不能对自愿交易的买方提供充分的利益刺激，不利于自愿交易市场的培育，因而立法的重点应当是对自愿减排量的买方给予税收优惠和将买方购买的自愿减排量转换为配额交易中的碳排放配额以作为对买方的奖励。在配额交易方面，立法应当首先为碳排放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并允许排放配额合法转让，为配额交易扫清障碍；此外，还要对配额交易的适用范围、总量控制、配额的初始分配和监测、核证体系的建设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相应的规定。 　　关键词：气候变化；碳排放交易；立法；自愿交易；配额交易；总量控制；初始分配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61―08 　　在2011年12月南非德班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愿意有条件接受2020年后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协议。这表明我国开始进入承担温室气体减排国际法律义务的倒计时阶段。“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关键时期，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不得不承担非常巨大的碳减排压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刻不容缓。而我国在以往节能减排工作中惯常使用的行政控制型管理模式已经很难再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历史上，美国针对二氧化硫污染导致的酸雨问题而实施的以二氧化硫排放权为交易标的的“酸雨计划”对于促进污染物总量控制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这表明通过产权交易的形式可以有效弥补行政控制型管理模式效率低下的不足，以更小的成本实现更好的减排效果。这一点经验值得我国充分借鉴，可以在今后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尝试使用排放权交易的形式，建立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目前，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都对建立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给予了肯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都明确表明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交易机制，加强碳排放交易支撑体系建设。可以说，目前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为优越的政策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是因为政策的规定仅仅为碳排放交易扫清了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而没有涉及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成、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步骤和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等具体而重要的问题。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明确的管理部门、设立相应的管理资质、确立清晰的管理目标、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因而需要立法的积极参与。 　　一、碳排放交易的分类 　　根据交易是否具有法定的强制约束力，碳排放交易类型可以分为强制性碳交易和自愿性碳交易。强制性碳交易也称配额交易，是指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交易双方以其依法承担的碳排放配额或指标为交易客体的交易方式。在强制性碳交易中，买方直接购买卖方已经获得的碳排放许可配额。而自愿性碳交易是指个人或团体在没有法定强制减排责任的前提下，自愿购买其他个人或团体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效等行为而形成的碳减排量即减排信用的行为。自愿减排交易的自愿性，主要是通过买方所体现出来的。因为其在自愿交易市场上购买减排信用，并不受法律的强制约束，而通常是出于自身的公益诉求或其他原因（如为了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积累碳排放交易市场上的经验等），使用自愿减排信用抵偿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 　　交易形式的不同决定了立法对其规制的方向和内容应当有所差别。配额交易的实施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当国家政府确定了一个时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将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并分配给该国家政府所管辖的企业，对获得的配额指标，企业可以自己使用以满足自己的排放需求，也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配额出售给其他配额不足的企业。实施配额交易，必须由国家政府确立一个明确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否则配额交易无法进行。因此配额交易立法的重点内容应是总量控制指标的确定和初始配额的分配。而自愿交易是企业在自愿的条件下购买其他社会主体产生的减排信用的交易，因此如何激发企业自愿购买减排信用的积极性以及确保社会主体产生的减排信用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准确性就成为自愿交易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自愿交易立法的基本框架 　　我国是《京都议定书》所列的非附件一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