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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初析 　　【摘 要】随着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特别程序一章中增设了一章五个条文，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强制医疗类案件逐渐进入司法实务领域，经过两年以来的实践，这一特别程序的适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妥善医治精神障碍患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实践中，这一程序运用于不同精神疾病类型种类、经济条件的人群暴露出现实的不足，引起社会群体及法律学人的反思。文章通过对强制医疗的实践总结，就强制医疗制度的继续完善及如何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进行尝试性思考。 　　【关键词】强制医疗；制度完善；检察监督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沿革及内涵 　　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前，我国在其他法律中对强制医疗方面的规定主要来源于《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必然带来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为化解《刑法》十八条对于强制医疗措施定位不明的尴尬处境，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特增设一章，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启动程序、审查内容及监督救济进行了规定。相对于过去在判决后进行保外就医或者中止审理交家属看管等不尽统一的模式，这一特别程序的增设对于保障社会公众和精神病人双方的权益，落实刑事诉讼活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对象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具有受审能力的人以及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均不在该范围内，而被强制医疗者与上述两类人区别的核心就是“经法定程序鉴定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该因素将行为者的暴力行为与应收刑法处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完全斩断，即是说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对象是无罪者，强制医疗程序本身不是刑事诉讼，而是一项具有行政特点的决定程序。这一认识的建立，是我们合理运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前提。 　　二、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严格性 　　如前所述，强制医疗作为刑事诉法特殊程序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普通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为主的目标之外，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同时着眼于不特定社会群体的人身安全、社会的稳定秩序以及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利并对其施行有效的治疗。一旦决定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医疗，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剥夺了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鉴于此，其决定必须有严格的批准程序，不经审判机关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强制医疗名义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立法者设置了三道保险作为前置管控手段，对认定程序的启动予以严格的控制。 　　（一）合议庭审理 　　由于强制医疗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行为被申请人的人身自由和判断行为人是否符合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各要素非常复杂，由合议庭的审判组织形式对事实进行评议有利于抑制个人的主观偏见，以理性人的视角推导法律，认定事实，更有利于还原事实的本质。 　　（二）告知程序 　　由于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疾病、甚至需要限制性治疗而不能参加到庭审活动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即使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出发，让被申请人的近亲属参与到庭审中来，有利于他们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积极性认识，同时，通过真实地还原精神障碍患者在事发前和事发中的精神状况，更有利于法官进行法律判断，同时根据被申请人家庭状况作出是否需要进行强制医疗的决定。使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机统一。 　　（三）指定代理制度 　　考虑到被申请人由于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法行使自身的辩护权。同时他们的家庭为了进行长期的治疗和看管，经济负担沉重。而家庭成员本身缺乏诉讼技能，因此在法律建立指定辩护制度，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施以援手。该制度与告知程序一样，也是一项必要的程序设计和保障人权具体的程序体现。 　　在此，笔者通过亲历的一起强制医疗申请案件中观察发现，律师在履行向被援助人提供案件进展情况等基本服务之外，往往对该新型的案件无从下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讲，虽然律师具有足够的诉讼能力，但涉及强制医疗的法医学专业知识欠缺，无法通过其他案件中认定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关经验、常识等对被申请人的精神状态做出判断，也无法对精神病鉴定报告书进行实质内容审查，不能提出强有力的反面证据对实施强制医疗的结果进行反驳，也就是论点无依据；从主观方面来说，虽然被申请人家属对于被申请人实施的暴力行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处分可能持不同的观点，但对于通过医疗手段帮助被申请人进行救助，降低其人身危险性乃至治愈其精神疾病应该都是持积极态度的。这就造成了辩护方经过法律判断后得出的最有利于被申请人的结论与申请方，即检察机关的观点达成一致。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