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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变迁剖析 　　［内容摘要］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战时教育政策，是适应战时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战时性特点，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果。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窥见历史表层背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 　　［关 键 词］ 抗战初期；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 　　［作者简介］ 李辉，山东科技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管理学硕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发生很大变化，对此学术界有很多的探讨，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历史史实，更重要的是发掘隐藏在历史表层背后的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和互动关系。 　　 　　一 　　 　　抗战初期，教育界出现了关于是否废弃正规教育制度、实施战时教育的激烈争论。1938年1月，陈立夫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在《告全国学生书》中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任务，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①4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了抗战期间教育的基本原则。大会还颁布了陈立夫主持拟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九大方针，包括：“一曰三育并进；二曰文武合一；三曰农业需要工业需要并重；四曰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曰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曰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八曰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以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国情；九曰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②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教育政策的全面地表述。在1939年3月“为讨论抗战建国时期教育实施方案”而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对于教育界争论的是否保持正常教育系统问题，提出：“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观点，认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当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③蒋介石肯定了陈立夫战时教育方针和政策，为其实施战时教育政策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为落实战时教育方针和原则，教育部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法规，抗战的教育政策呈现出统一化、实用化、中国化的倾向。 　　 　　二 　　 　　审视国民党战时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变化的动因，既要看到抗战特殊情势下的影响，也应从中国近代教育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来分析。“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尤其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为配合日本对沦陷区的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在统治区内大肆推行汉奸文化，对中国民众实施思想控制和奴化教育，在文化教育领域同样以恢复“固有的文化道德”为名提倡尊孔读经，争夺对传统文化的解释话语权。在1938年7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即明言：“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合作。”④伪维新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5月公布了所谓维新政府教育宗旨：“维新政府之教育以恢复中国固有之道德文化，吸收世界之科学，养成理智精粹、体格健全之国民威宗旨。”⑤国民党政权以儒家文化正统解释者的形象，在文化、教育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复兴民族文化的措施，对外对付日伪的文化入侵，对内则反对马克思主义，以此突出其政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情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寻求整合政治资源、建立道德共识的依据。民族危亡的焦虑压倒对自由民主的诉求，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势的思潮。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界人士纷纷提出教育改进的建议和呼声，黄问歧提出，一要国产化；二要军事化；三要统一化；四要生产化⑥。1938年，生活教育社等团体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并发表宣言，提出：“战时教育的任务，除尽量使教育适合战时需要外，并应从根本上建设以中国社会为本位的新教育。”⑦ 　　但是，如果仅仅就抗战这一特殊情势来分析教育政策的变化，很容易导入对该时期教育政策的战时性、临时性的结论，我们必须对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进行的追溯与梳理，以期发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