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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品供给演变及缺失原因剖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随财政体制的变革实际提供了公众生活所需的公共品。但以财力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变革没有很好地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使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显现诸多缺失。究其原因，认知理念、财政收支结构和技术革新是主要因素，故应通过深入分析公私理念对公共品的认识差异、财政收支结构和数字化革命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找到合理划分公共品、构建公共品供给中间层、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学习更新公共品供给技术的客观依据，从而达到改善我国公共品供给状况，实现以公共品为媒介的政府与公众间良性互动的良善目标。 　　关键词：公共品；财政体制；公共偏好；数字化革命；财政透明性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5-0076-07 　　现代经济学首次赋予“公共品”以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该定义在我国的广泛使用始于1998年“公共财政论”的确定。在这一体系中，公共财政中的公共性主要是通过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阐释的，并将其严格界定在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组合范围内。不过，相比理论上的严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公共品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相应的，对公共品供给的认识也是模糊的。 　　一、我国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演变 　　从各国实际操作来看，当前提供公共品的具体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提供，市场提供和混合提供。而我国公共品供给的具体模式，建国以来就是典型的计划垄断型供给模式，即单一的以政府作为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依靠行政计划和垄断地位，实现政府提供。不过，受财政体制变革的影响，政府单一供给的格局内存在很多变化。 　　（一）1950年～1979年统收统支时期 　　1950年，为适应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国财政上实行了“统收统支”体制，大部分财政收入属中央财政收入，一律解缴中央金库。相应的，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也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付，这意味着全国公共品提供的责任都集中到了中央政府身上。其后，财政体制在“统收统支”的名义下先后进行了六次调整，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放大，使地方政府也逐渐承担起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从图1可以看出，1950年～1979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表示公共品供给的事权分配上一直存在反复，不过，多数年份内还是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更多。当然，这种集权的财政格局也造就出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特有的一种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模式，即应中央政府的决策要求，地方政府在同一时期内集中提供某项公共品。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1949年我国人均寿命只有40岁，到1978年超过65岁；国家财政支持的卫生保健体系使大多数地区都有了初级医疗保健，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受教育率也超过预期标准，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从1950年的25%增至90%[1]。 　　（二）1980年～1993年包干制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极大地拉开了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这促使政府将工作重心迅速转向经济增长。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于1980年配合进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改革，并经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调整，最终形成六种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的方案。客观评价，包干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放权让利、利益激励的做法给财政本身造成巨大伤害。1978年改革前夕，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1993年下降到12.3%，即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财政体制的这一变化给公共品供给带来三个明显影响。第一，政府提供公共品能力急剧下降。包干制的放权让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资金紧缺的局面，这严重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财政也退化为“吃饭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下降，使中央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来维持涉及个体发展的全国性公共品，医疗保健、卫生、教育等事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第二，提供公共品的主体由中央政府变为地方政府。从图1可看出，自1985年之后，地方政府在事权的承担上就反超中央政府成为主体，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这也是造成公共品在区域间差异化的直接原因，毕竟包干制之后地方政府间的财力差异就越拉越大。第三，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方式由政治动员型转为经济带动型。所谓经济带动，指公共品供给与促进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往往是迎合经济增长的产物。出现这种模式，与我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锦标赛模式直接相关，周黎安等将该模式定义为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锦标赛的最实质变化是考核标准的变化，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