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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状况剖析 　　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公民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状况，摆出了我国公民文化权利依法保护的现状，深入分析了我国公民文化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公民；文化；权利 　　一、我国公民文化权利依法保护的现状 　　我国在保护文化权利方面的法律主要有：1、国际条约：我国 1997 年签署、2001 年批准了《公约》。2、《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 第 4 条、第 47 条、第 48 条都明确规定了不同主体所享有的文化权利；2004 年《宪法》 （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款， 文化权利属于人权的下位概念，自然被纳入了保障范畴。3、法律：1984 年 《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 38 条、 199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29 条、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3 章、1995 年《教育法》 第 7 条、1996 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32 条、1998 年《高等教育法》第 10 条以及 2008 年《残疾人保障法》第 41 条都对保护不同群体或个体的文化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4、行政法规：1994 年《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7 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5、部门规章：主要是文化部牵头出台或修订的一系列规章，如 1989 年《文物出境管理办法》、1997年《文化市场稽查暂行办法》等。 　　综上所述，我国在文化权利立法项目上已经取得了较大突破。2012 年“两会”通过了《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的修改议案，反映了国家对文化权利领域立法的重视。从 2013 年的立法动向来看，文化权利立法力度将进一步增强。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可忽视我国在文化权利立法领域起步晚、发展快、基础相对薄弱的基本实事。只有从我国文化权利立法的现状着手，才能真正找寻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权利立法模式， 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二、我国公民文化权利依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权利意识比较淡薄。文化权利范围涉及面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权利的保护和广泛关注。在我国，虽然部分文化权利人们都很关注，比方受教育权等，但是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权利重视程度不够理想。提起文化权利，人们常常想到受教育权，知识产权等狭义意义上的权利，所谓广义上的文化权利则知之甚少。文化权利内涵的广是由于文化权利的性质决定的，文化权利的范围是由文化权利的保护程度有限决定的。由于“文化”一词内涵界定没有达成统一的观点，导致文化权利界定也存在一些争议。文化权利的争议导致了学界体系的分化，各自走向不同的研究方向，甚至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虽说真理越辩越明的境况存在，但是长久的分歧势必造成学界一片混乱的景象，间接的影响了公民对文化权利的了解，公民享有文化权利的觉悟随之而降低。在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方面，国际团体和组织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文化权利的世界性条约和宣言以明确文化权利的内涵，但是由于这些规范性文件本身缺乏完整性和强有力的说服力，人们对文化权利的争论仍在持续之中，这为公民实现文化权利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公民文化权利尚未达到国际认同，相应的配套制度的建设将出现停滞。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成就显著，公民的部分文化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相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权利而言，我国保护文化权利的力度相差甚远，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二）文化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需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领域将长期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必须建立在文化生产能力极大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但长期以来，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主体结构没有建立起来，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政府文化供给职能削弱。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被严格限制在政府职能范围之内，不仅造成了政府财政能力透支，更直接衍生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短缺和质量低下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奉行“GDP中心主义”的片面增长观，忽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有些地方将政府的文化服务当做“摇钱树”，热衷于大型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许多利用效率低下的文化政绩工程，而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十分有效的基层文化组织和活动缺乏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供给存在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逐渐将“不该管、不能管、管不好”的文化事务放权给社会和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多元供给模式开始形成，但由于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权力边界尚未完全界定清楚，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尚未完全确立，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时往往遭遇体制障碍，不仅导致大量富余社会资本流入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