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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相关问题探析 　　摘 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牵涉到政府监管政策、税务成本,同时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探求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相关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有很大的现实和经济利益。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大股东;税务成本 　　 　　公司盈余管理中主要存在着会计操纵和经营操纵两种手段,会计操纵是指违反会计准则中有关收入和费用确认要求的行为,其表现形式主要有:通过延期记录当年咨询费,将当年的办公用品费记录到下一年,为了满足配股目标,冲回已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存货,跨年度进行盈余管理,调低费用而调高当年利润;或者提前支付展览费、咨询费等,跨年度进行盈余管理。调高费用,从而达到调低当年利润的目标。经营操纵是指没有违反会计准则,只是管理层通过安排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将收入或费用从一个会计期间提前或递延到另一个会计期间。诸如提前费用开支业务(如装修大楼)。跨年度进行盈余管理,以调低当年利润:递延费用开支业务(如广告费),跨年度进行盈余管理,以调高当年利润。再如放松年末的付款条件,要求员工12月份多加班,不当的处置多余资产,跨年度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提高当年的收入和利润。或者递延费用开支业务(如广告费)在同一会计年度内不同月份间进行盈余管理,从而调高当月利润等。由于不同盈余管理行为的所得税成本的差异,上市公司也在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尤其是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严重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这就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对多样化的盈余管理行为不断加强制度化建设,采取有效手段加以引导和规范。 　　一、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与政府监管政策的博弈 　　决定我国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的主要因素并非来自于市场的约束,而是政府监管等制度因素。随着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不断增加,在如何建立我国证券市场退市机制的问题上,证券监管部门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困扰,其一,我国目前股票投资者中,投资理念不够成熟的中小散户居多,若依法退市的亏损公司过多,就会导致这些投资者手中的股票分文不值,也会极大的挫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二,过多亏损上市公司的退市,必将对其企业职工及其所在地的经济乃至社会稳定性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对应该摘牌的上市公司采取了灵活处理的方式,实行了所谓的ST和PT制度,只要T族公司亏损现象消失,满足净利润为正即可“摘掉帽子”,基于保壳的紧迫性,部分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在经常性损益项目上靠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难以实现扭亏时,就在非经常性项目上做文章。诸如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关联交易、非货币性交易、出售资产获取权、投资收益、进行完全的资产置换等手段提高非经常性损益,而达到摘帽或顺利恢复上市的目的,这些公司的报表利润固然增加了,但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持续发展能力并未提升。鉴此,沪深股市颁布了修订的《股票交易规则》,对于因亏损而被实施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撤销特殊处理的要求进行了修订,再增加了同时还要满足“主营业务正常运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正值”的两个必要条件,借以遏制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操纵非经常性项目获得巨额一次性利润的做法,试图引导其关注主业,真正提高公司的业绩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据国内有关研究表明,监管政策的不断改变,并未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市公司通过改变盈余管理方式如主要通过对经常性项目的盈余管理来粉饰利润等实现了利润操纵之目的。 　　二、盈余管理的税务成本 　　自我国资本市场诞生以来,盈余管理问题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很少涉及盈余管理的税务成本问题。所谓税务成本,是指所得税成本即:上市公司由于盈余管理增加利润而增加支付的所得税。在我国,无论公司的经营范围及所有权性质如何,都需要进行纳税申报,按规定交纳所得税,这就体现了所得税信息获取的普遍性;在财务报告中单独披露所得税信息,也就表明便于研究者获取和分析。 　　在我国,当上市公司面临上市、配股增发和退市的压力时,往往具有强烈的动机操纵盈余。这就产生了盈余管理过程中的税务成本。一般来说,公司调高盈余,会在当期多支付所得税。调低盈余,则节约了当期的所得税。据国外针对存货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管理层的期末清货或购货行为的研究表明,在采用存货计价后进先出法的公司中,公司管理层往往通过在期末清理存货来增加报告收益,并支付增加的所得税成本;也可以通过在期末增加购货来降低报告收益和应税收益,这也是我国新会计准则禁止发出存货计价时采用后进先出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专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税务成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亏损、扭亏、配股动机的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赋显著低于其他公司:一般来说,投资收益的增加会增加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赋,但剔除公司收到的现金形式的股息、红利等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