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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强化行政监督 　　透明国际组织“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评分达到40分，在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这是“清廉指数”自1995年发布以来，我国的评分第一次达到“4”这个量级，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反腐工作的评价不断提高。评论认为，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强化行政监督、反腐倡廉的举措收到成效有关。但是来自《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就没有那么乐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手机腾讯网进行的一项18923人参与的调查发现，8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地的公务接待浪费情况依然存在，84.2%的受访者不满当前公务接待浪费查处力度。调查显示，公众认为频频亮出的廉政新规约束效果并不明显。 　　近几年，党中央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各种“严禁”、“不准”等规定一个接着一个，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加强作风建设的规定更是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从要求公务接待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到规定陪餐人员的人数、菜肴的数量和种类，反腐倡廉的用心可谓良苦。高压重拳打击下，各种公款吃喝之风、高档奢靡的公务接待等显性腐败现象有所收敛，但是政府的权力滥用、官员的渎职浪费等隐性腐败却没有得到有效约束。 　　我国的行政组织是一种典型的集权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在调动组织资源和命令下达、政策执行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却不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我国目前的行政监督现状看，行政监督体制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缺位、滞后和监督不力问题大量存在。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查缺补漏是不行的，要提高行政监督的效能，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从本源的制度做起，修补整个行政监督漏洞，完善行政监督体系，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才能溯本清源，有效地遏制腐败。 　　一、管住钱袋子――强化立法机关的预算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人大监督是地位最高、权威性最强的行政监督形式。法律赋予人大的行政监督方式主要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法制审查、人事监督、质询询问、视察调查等形式。但从实际效果看，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以人大质询为例，虽然早在五四宪法中就规定了人大代表的这项监督权力，但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质询案例屈指可数。还有预算监督，在西方国家，议会通过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查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议会因此被称为“政府的钱袋子”。美国的《预算法》被誉为“小宪法”，美国政府花线需要伸手向议会要，如果预算通不过，政府只能暂时关张歇业，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与西方相比，我国的相关部门预算编制太随意，方法不科学，往往是在某项预算批复前几个月才开始计划，时间很短，没有系统的统筹规划，几乎等于拍脑袋想出一个数，最终造成中国要钱的地方没钱，不需要钱的地方钱多到花不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解决人大财政监督权虚置的问题。现行《预算法》并未明确规定人大的预算修正权，人大对政府预算只有通过和否决两个选择，政府的财政预算没有被“枪毙”之忧，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在人代会上都是年年审议，年年通过。修改《预算法》，明确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是实现预算监督的首要一步，在通过和否定之外，再加一个修改选择项；同时，公开政府的预算，让预算在阳光下运行，支出项目、支出数量、支出进度等都能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倘有疑问，还必须做出合理解释，解释不清，人大要对相关政府部门和责任人进行质询、问责，说白了就是要加强人大监督政府花钱的权力。 　　二、让民告官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强化司法机关的审查监督 　　被媒体称为“最贵”民告官案----上海2.87亿强拆案虽然法院受理了，但作为被告的上海闵行区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到庭应诉。此案映射出政府的强势和司法监督的现实困境。1990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因其首次将“民告官”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确定下来，曾被认为是巨大突破。然而这部法律实施23年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管辖、审理程序等方面颇存争议，实践过程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顽疾。最近刚刚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破解当前民告官困局，从立法层面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促依法行政。修改后，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有望得到改善，但是除了相关法律的完善外，要强化司法监督，还需要突破一些制度性瓶颈： 　　一是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在现有的行政诉讼法中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红头文件”是不可诉的，但恰恰是这些“红头文件”经常会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侵犯公民权益。2007年，福建省平和县下发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红头文件”：没有初中毕业证，不能办理结婚证。尽管该文件后被废止，但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这样荒唐的“红头文件”，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二是整体推进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