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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并购与反垄断法律规制 　　本文从外资并购我国境内企业的特点出发，探讨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存在的缺陷，提出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现行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规制进行整合，完善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经济法；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3-0172-04 　　李 静(1977―)，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山东青岛 266101) 　　 　　我国加入WTO以来，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即为表现之一，而且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目前，外资的并购对象更多地转向国内诸多在本行业具有重要地位的企业，涉嫌垄断，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当属凯雷集团收购我国工程机械领域的重要企业徐工集团。为此，本文试图对我国对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作一粗浅分析。 　　 　　一、我国对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的必要性 　　 　　外资并购在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在政策法律方面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限制相对较少，因此外资并购最早是从对非上市企业的并购开始的。外资并购我国境内企业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外资加大控股并购的力度，谋求企业控制权的意图日益明显。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对境内企业的并购中，除了国内上市股份公司或国家产业政策有明确股权比例限制的企业以外，都获取了绝对或相对控股权。如法国达能对乐百氏和娃哈哈所持股份分别增至92%和51%，并持有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50%的股份；法国米其林公司在与我国轮胎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轮胎橡胶集团的合作中控股70%。[1]这种控股并购是跨国公司全面衡量在华投资风险、资源投入、技术保密、企业控制和投资效率等因素后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垄断中国市场奠定了基础。 　　第二，外资采用系统化、大规模的并购方式，企图获得更多的行业控制权。所谓系统化并购，是指境外投资者不仅向某一个单独的境内企业投资并购，而且还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或者相关联的企业进行横向并购投资，或者是对产品的研发、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纵向或系统的投资。[2]通过系统化、大规模的并购投资，境外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某些行业甚至已经形成了垄断状态。按销售收入计算，目前外资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皮毛制造、服装生产、文体用品制造等四个行业中所占比重均已超过50%；按利润指标计算，仪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外资均占50%以上；按市场份额计算，外资企业生产的摄像机、传真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高达99%和98%，移动电话为70%，大中小型计算机为75%，机床为63%，微型计算机为60%，日本“富士”、美国“柯达”彩色胶卷为85%以上。[3]由于外资对我国某些行业及其主要产品的控制，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给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外资并购投资领域拓宽，更加注重在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并购控股。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展开的，例如，2001年4月通讯集成电路供应商――美国的IDT公司并购我国的新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美泰克控股荣事达等，都是外资控股并购我国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典型案例。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要鼓励境外投资者来华并购企业，充分发挥外资并购在调整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弥补资金不足、提高管理水平、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我国企业实现规模效益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要特别关注并克服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排挤民族产业、造成金融风险甚至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等。这些问题都源于外资并购带来的垄断。同时，放眼世界各国的反垄断立法，对企业合并的调整都属于其核心内容之一。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对外资并购中可能形成的垄断通过立法加以必要的规制，以保护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 　　 　　二、我国对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的现状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投资体制、公司企业等方面采用了内外有别的立法体制，专门就外商投资确立了较为详尽且有别于内资待遇的法律规则，但有关外资并购的规制主要适用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 　　有关外资并购的行政规章主要有：《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