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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克思“产品扣除”理论下的我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解决好我国的农村医疗体制问题是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方面问题日益凸现，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财政普遍紧张的状况下，新农村合作医疗如何进行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道新的民生问题。科学界定农村医疗卫生的层次、构建三位一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产品扣除；农村医疗体制；合作医疗；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7－0064－04 　　 　　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长期处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经济边缘，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并未涉及到农村。随着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这种以城乡属性对社会保障进行分类是不合理的。农村社会保障是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尤其是现阶段，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不可能有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因此，全面审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对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医疗保险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和重要组成部分时下面临的问题更加凸现，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马克思“产品扣除”理论这一角度，对我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一、“产品扣除”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思想渊源 　　 　　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理念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学说，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直接继承。早在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拉萨尔将“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论断，提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要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1)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将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故不但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还要设立“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这些基金设立之出发点，仍是保证社会稳定之必需。而且，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般说来劳动者的社会劳动，一方面为自己的养老、疾病和各种福利性质的享受创造后备金的价值，一方面也为他人在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社会生活基金，从而作为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条件，实现人的社会化。从某种意义看，社会保障是人自身“再生产”的必备条件，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产品扣除”的表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再生产的和重要思想，也是构建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 　　 　　二、我国农村医疗体制的发展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后，非常重视医疗卫生方面的工作，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不断加大投入的同时，建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尤其在农村形成了三级(县、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卫生状况，在防治和控制疾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又以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作法最为突出。 　　所谓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在各级政府地支持下，由参加者按照互助共济的原则组织起来，为农村社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医疗制度。这种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在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合作社(卫生合作社)，起步在农业合作化时，发展于“人民公社化”后，全面兴起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文化大革命”后全国绝大多数生产大队也都办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