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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中的女性主义因素 　　摘 要：中国女性艺术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生物，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受到普遍关注的一个“后现代”话题。近代以来的女性艺术中，“性别”这一人类最大、最根本的裂变和区分对艺术的作用十分明显，她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具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从女性的角度来阐释世界。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视角；当代绘画 　　一、女性绘画艺术概述 　　“女性绘画艺术”一词启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从女权―女性―女人的过程。可以这样认为：女性绘画艺术是指出自女画家之手，以女性的视角，展现女性的精神情感，并采用女性独特的表现形式――女性话语创作的艺术作品。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第二性”等理论影响、女性主义理论影响，女性画家主张研究女性世界和女性话语，在绘画创作中融入社会学和哲学思想，同时重新解读美术理论和美术史。 　　“女性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逐步崛起。“女性艺术”的概念是建立在两性精神特质的差异性这一前提下的。女性艺术的独立成系，就是建立在女权的提升和女性精神体系的独立之上，没有女性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评定体系的建立，就没有女性艺术。 　　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男权社会的制约，中国女性的艺术作品往往被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纵偶有几人留名艺术史册，往往也是着笔寥寥。而随着民族觉醒、西方新思想的涌入、平等观念的发展，近现代，女性画家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20世纪初涌现出了方君璧、何香凝、潘玉良等大批女性画家；50-70年代出现了有政治符号色彩的铁娘子式绘画作品形象，画中的女性多是与自我形象分?x的共性的他者形象；80年代，画作中的女性形象转向表现忧伤、扭曲的“伤痕形象”，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充满了作为女性的性别视角下的自我凝视和作为历史参与者的感性表现。 　　二、当代女性艺术的繁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女性主义艺术的真正崛起，同时成为绘画领域较为敏感的话题。此时一大波女性艺术家受女权主义影响关注起女性自身的体验和经验，拉开了女性主义艺术的序幕。1990年开始持续举办三次的《女画家的世界》展，1998年的《世纪?女性》展纷纷打破了女性群体“失声”的桎梏，使女性群体从男权文化下的“文化宠物”真正转为“文化主体”。 　　（一）对男权文化的反抗与解构 　　在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初期，部分女性艺术家表现出了反对父权男权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崔岫闻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玫瑰与水薄荷》，具有极端的性别二元论及愤青式的反男性情绪。赵跃的《格子》作品更为尖锐激进，用刀片毁容，向男人说不，这种所谓的“女性行为艺术”反映了中国女性艺术在初期为反对男权而陷入的激进和极端。而以罗莹为代表的一些女性画家对于男权传统绘画进行打破、解构、重组，企图用达利《L、H、O、O、Q》式的手法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对《簪花仕女图》等男性画家的所做的经典女性题材绘画进行颠覆性解构创作，其画面中独特的焚烧痕迹表示着对男权绝对权威时代的抗议。 　　（二）女性的自我角色摹写 　　我国女性艺术发展以来，女性艺术家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以女性的视角去感受、思考生活，“怜我情结”渐渐成为女性艺术的普遍表现特点，主旨是对自身生存状态及对女性生命过程、价值的感悟。女性艺术家们更多地运用自觉自为的形式表现自我，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系列自画像。 　　闫萍的《母与子》系列作于生产完毕后。闫萍从女性视角，表现了母子日常生活中的情景，闫萍从女性视角，表现了母子居家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嬉戏、下棋、洗脸……母子的日常生活造型与家具细节结合，加上由粗犷用笔中展现的艺术家个人情绪，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和视觉冲击力。同时画面中融入了女性的感性因素，由于女性生命中作为“母亲”的阶段，给女性艺术家带来了别样的启迪，在她的画中，具有家的温馨意味和对孩子浓厚的深情。闫萍的这组组画，标志着女性表达进入了一个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互为参禅启迪的自觉时期。 　　无独有偶，喻红的《目击成长》系列以编年式的手法记录着从出生―上学―结婚生子的一系列成长过程，通过时代的新闻图像和个人自传性绘画的对比，映射出从1966年画家出生到现在的中国社会的时事变迁。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喻红自述：“我生活非常单纯，经历也很简单，生活平静地一天天过去，咱们的时代就是这样，没有动荡也没有战乱。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生活本身的真实的样子，老是喜欢一些虚妄的或者是矫饰的，甚至是虚拟的生活，但我倒是觉得洗尽铅华和处事不惊是一种非常宁静的力量。”在喻红的孩子出生后，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她重新开始梳理自己，意识到了母亲的责任，又从责任萌发了女性自觉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位置。在此之后，她变得广博，格局也从女性自身情感，转向了女性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又朝向特定族群关怀。每一幅作品都带有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