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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与皖北农村共同体重塑 　　摘 要： 本文梳理了农村共同体的研究概况，在回顾和总结皖北农村共同体历史变迁的基础上，结合皖北农村历史、文化特点，从生产方式、传统文化、村史村志等方面提出重建皖北农村共同体的三个基本路径。 　　关键词： 农村共同体 历史变迁 路径选择 　　共同体指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团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它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1]。农村共同体，有学者称为乡村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下，新型乡村共同体包含“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和乡村精神共同体”[2]等内容。就我国农村现状来说，农村共同体面临瓦解。近年来，皖北地区一直在搞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投入的资金、人力不少，最终效果有待强化。如果通过解剖滕尼斯提出的农村“共同体”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进而落实到新农村建设中，那么或许能从中找到突破。 　　一、农村共同体研究概述 　　按照滕尼斯的?^点，为便于展开，本文的农村共同体涉及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共同的精神信仰而形成的农村村落。 　　农村共同体有哪些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封闭、内聚、紧密的特征。美国学者黄宗智考察了传统村落的特点，认为中国村落具有较高的“自给自足性”[3]，这既符合我国农村聚族而居的实际，又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保持长久稳定的重要因素。二是具有比较发达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能力“来源于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村落家族的血族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等特征，使得村落家族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稳定、有序、自洽的共同体”[4]。三是具有“安全感”、“确定性”、“归属感”，可以消除个人因“社会”而产生的心理困扰；同时也具有“强制性”及“落后和偏狭的特性”，前者来源于“共同体的舆论压力对个人行为的规制”，后者乃是由于“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其缺乏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造成共同体的落后和自我封闭”[5]。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乡村共同体趋于瓦解。毛丹认为，我国的村落共同体处于十字路口。“向左转，前景是确立城乡衔接，形成村落共同体与城市的联合体；向右转，则是听任市场力量分解村落共同体”[6]。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于重建农村共同体提出了建议。有学者将农村共同体划分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四个方面，并从推动乡村治理科学化、壮大村级合作经济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农村文化生态等方面着手推进[7]。贺雪峰认为，重建乡村共同体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与外界的联系，使乡村具有主动性和讨论还价的能力。二是必须协调好内部的协作，以经济地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合作等问题”[8]。 　　二、皖北农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 　　农村生产关系是农村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农业为立国之本，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主要对立关系的和谐与否，是一个朝代是否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彼时稳定的农村社会，主要靠封建宗族关系来维系――这个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农村力量可以远溯到上古时期。可以说，我国农村共同体的演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完全打断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皖北农村共同体以宗法制为基本特征，以农村宗族统治及衍生而来的一系列家规族规规训着农民的精神信仰，在农村形成了广泛的内聚力和经久不息的文化认同。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宗族统治获得广泛的精神认同，对于维系农村社会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农民能够通过宗族等功能性组织在相互救助、修建公共设施等力一面进行较为有效的合作，亦即小群体内部的合作能力较强，这是古代社会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总体上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四次土地政策调整，即1950年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1953年开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权深入村落，国家改造村落文化，重塑农民价值观；村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不得不接受上级政府的领导，较之以前，村落共同体的自主性被压缩到极致。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了，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市场价值观开始影响农村、村落共同体的命运在市场经济面前变得不可捉摸[10]。一方面城郊的村落开始城市化，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型社会，另一方面部分远离城市工业中心的村落，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或经商，造成一些村落空心化，村落成为无主体熟人社会[11]。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张，村落共同体的解构可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