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中“大国责任”的困境与重构.docVIP

国际秩序中“大国责任”的困境与重构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始终是无 政府国际社会的实际主宰者，“大国责任”也是维系国 际秩序有效运转的原则和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来， 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国责任”维护国际秩序的合法性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体 系明显呈现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和问题领域“碎片化” 的特点，以国家权力为路标的研究路径已经不能适应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现实。因此，如何构建新 的秩序原则以整合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切实摆脱“大 国责任”下衍生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国际秩序的 冲击，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成为当前值得关注的话 题。 “大国责任”的理论困境 历史上看，“大国责任”对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 保障国际秩序正常的运转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然而， 大国建立这种国际秩序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它们 的利益，进而“大周责任”必然走向霸权，并不能从 根本上保障世界和平与稳定，“大国责任”在国际体系 中发挥作用时的局限性也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其 一，“大国责任”与国家主权的内在矛盾。国家主权的 本质特征在于它具有不可超越性和绝对性，即没有凌 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其他权威，国家主权不需要任何外 部力量的授予或认可。而国际体系中“大国责任”原 则赋予大国更多的权力和机会去干涉弱小国家的行为， 限制其他国家主权的行使。无论这些国际干预具有多 少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理由，它与现行国际法 中最基本的国家主权原则的异质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不得认为授 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 件。”这一规定断绝了联合国可以授权任何大国进行除 反对侵略外的国际干预的任何合法性。冷战后联合国 赋予大国承担责任的国际干预行动中，除1991年的海 湾战争具有合法性外，其他诸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 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都缺乏严格的合法性依据。由 于国际机制缺乏行动能力：只能依托大国对破坏国际 秩序的行为进行惩罚，而国家主权原则又禁止对国家 主权造成侵蚀和破坏，形成了 “大国责任”在“国家 主权”面前的困境。其二，“大国责任”价值标准的 非普遍性导致其价值的缺失。西方国际法根据自然法 观念，引申出基于“国际道德”、“国际正义”、维护国 际公平与正义等符合国际道德的理由对国际体系进行 护持而进行的大国干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受 主权国家之邀的国际维和行动，确实有利于人类的进 步和世界的和平。但是，西方学者设置的“大国责任” 价值标准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上的：国际社会存 在普世的价值标准，这些标准应高于现存的国际法准 则而成为“大国责任”的价值基础。实际上，这一假 设在观念上是虚构的，政治上是别有用心的。在观念 上，尽管人类已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之间 的文化、文明的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人 类还远未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至今也不存在普 世的价值观。在政治上，在缺乏普世价值标准的现实 下强调价值标准的普遍性显然是为西方的政治目的服 务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如果 存在普世的价值观的话，至少是以西方价值观和标准 为主导的。由此，“大国责任”中所谓的普世价值标准， 实际上只是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仍然是非 普遍性的，内化着西方的文化扩张和主导着人类的全 球化进程的政治本质。其三，“大国责任”的建立是 国际权力分配的产物，“权力之手”最终使国际秩序中 的基本原则依附于权力，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势必破坏 制度的有效性与稳定性。虽然“大国责任”秩序下的 国际结构有一定作用，但最终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干 预性变量”，这种说法被现实主义者广泛接受。现行的 国际结构大多是由霸权国主导建立并维护的，是基于 一种国际实力对比基础上的利益分配体系。作为国际 社会权力分配机制，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通过对 制度的创制和修正，使自己在国际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上占据有利地位，而弱小国家则只能被动地接受。所 以，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原则作为权力政治的附属物， 降低了自身行动的有效性与稳定性。 以“多元中心责任”替代 “大国责任”的合 法性依据 由“多元中心”担负维护国际秩序使命的“多 元中心责任”与“大国责任”不同。从行为主体的; 度讲，前者注重由民族国家、全球市场、全球公民社 会多主体多层次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进程，后者更 加强调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作用；从维护国际秩序 所依赖的资源看，前者依靠制度的约束作用，而后者 则依仗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等方面对其他 国家占有的优势；从治理全球问题的手段、方式上看， 前者注重使用非强制手段，主张协商、谈判等方式来 进行治理；后者偏好使用强制手段，利用霸权多采取 单边主义的态度，以帝国式作风来行事。“多元中心责 任”替代“大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