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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需要伟大思想 　　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性机遇 　　 　　玛雅：在2007年11月举行的中美合作论坛上，双方与会者共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应当扮演的角色，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黄平：中国今天的发展格局，严格地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内外难分”的阶段。不再像过去，可以比较清楚地分国内发展和国外发展，现在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越来越难以区分。在国际关系中，以前也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现在即使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政府的双边外交，涉及到的问题也经常是多边的。特别是中美关系，很多问题早就超出了双边关系。即使是国内的许多发展问题，比如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关系。国际规则对我们的限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利润，以及能不能及时到岸及时交货，初看起来是怎么调整好国内政策的问题，其实都和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与我们怎么处理好多边关系有关。 　　换句话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中国自己一家造成的，大国的作用很大，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乃至各种组织都在起作用，区域和全球挑战使全球关系和双边―多边关系都在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加进来其他一些关系，多边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关系。区域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和整个区域的关系――与东盟、与亚太、与欧洲。还有全球性的关系，不只是国家之间，大量的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都在当中扮演角色，主体越来越多。客观上，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1919年、1949年、1979年不完全一样了。 　　玛雅：有意思，这几个年份全都逢9，又都是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 　　黄平：191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怎样赢得独立和解放，这个任务到1949年完成了。1949年到1979年，我们不但守住了独立和主权，解决了“挨打”――近代以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问题。1979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是1978年）以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又解决了“挨饿”――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初步进入小康――的问题。现在中国“长”大了，不再是过去商品短缺的年代。那时国家财政时时捉襟见肘，老百姓也经常揭不开锅。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更有综合国力、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中国也越来越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一方面，中国自身不能再简单地只处理中美、中俄、中英、中日这些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预期和要求，也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作为多边中的一方，从维和到反恐，从传染病控制到全球变暖，很多问题既要听中国的意见，也要看中国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一个重新磨合、重新调整所谓“游戏规则”的阶段。好多游戏规则现在并不清楚，甚至有许多事情、许多变化已经发生了，却还没有什么游戏规则，“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刚才说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全球机制和通行的法律规则。它们不是一个一个国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平台来处理它们的问题，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是按照国与国的关系来建立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inter－national，而现在很多东西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全球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样才会出现类似跨国洗钱、全球金融动荡、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一方面，整个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没有彻底摆脱冷战的阴影，特别是亚洲，按照华伦斯坦的观察，在整个冷战时期，亚洲基本上一直在经历着热战。但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需要互相磨合的阶段，比如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环境、能源、疾病问题，都是跨国性质的，不是以哪个国家为边界，因此需要各国及各类组织一起来处理，至少是逼着大家共同去找到一个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机会。原来大家可能为一座山、一条河、一块地的归属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始终要致力于解决这类事务，而现在因为第二类问题凸显――从经贸到汇率，到知识产权、进出口、劳工标准、能源、环境、生态、气候、疾病，越来越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甚至不只是危及到子孙后代，当今天活着的人天天都饱受空气污染、河流污染、食品短缺或者不安全，在这个时候解决这座山、那条河的纠纷，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咱们是为了一条河去大吵大闹，还是来共同面对非传统领域的挑战？这些传统的外交不怎么处理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也给了世界一个全球性的交流、沟通、对话与合作的机会。 　　 　　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和全方位调整 　　 　　玛雅：在这样一个新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