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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契丹与北宋正统之争 　　正统问题是历代以来争讼不已的问题，上古时期便有中国和“四夷”的区别。谁为中国统治的正统？对于这个问题的争执在北宋和契丹之间尤为明显。 　　一、契丹王朝和北宋的正统之争 　　“契丹”以镔铁为原意，象征着很坚固的意思。契丹在公元916年由耶律阿保机建国，兼并周边民族政权，一跃成为中原北方第一大国，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而当时中原正处于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无暇顾及北边，遂使契丹坐大。北宋自立国之始，便与契丹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北宋总是负多胜少。契丹统治者在各个方面和北宋都展开争夺。契丹自辽穆宗以后，基本上放弃了用武力直接统治中原的想法，尤其是在“澶渊之盟”（1005年）以后，北宋和契丹的边境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没有爆发大的冲突。但契丹汉化的进程确实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辽圣宗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儿子辽兴宗就称赞他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有唐世文皇。”[1]兴宗是说唐王朝后面，都没有固定的正统，北宋也不算，自认契丹是正统王朝。辽国的君臣在与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一直争锋相对。契丹的统治者进一步发扬了上古时期儒家的正统观念，认为自己不属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列，应该和宋朝拥有同样的地位。纵观整个北宋的历史，契丹王朝在和北宋的交往中，一直坚持互相称南朝和北朝，以此来显示二者的对等地位。虽然北宋在内心一直不情愿，但现实无法改变。“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北宋统治者基本默认了契丹北朝的称呼，这样二者就成了手足兄弟国。北宋也就是承认了契丹，默认了契丹的正统地位。 　　1. 契丹的政权建设 辽太宗之时（公元927-947年），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此后便加快了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步伐，但社会上仍然有很多奴隶。契丹国家的奴隶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奴隶可分为官奴和私奴，私奴称为驱口。[2]契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增长财政来源和增加赋役，开始抑制奴隶制。“澶渊之盟”以后，因为缺乏大量的可掠夺人口，奴隶制进一步受到约束。辽圣宗时，一些奴隶被编制成国家直属部落，称为编户。这一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提高，统和十四年（996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3]契丹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顺利过渡到封建社会。 　　2．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 契丹建国之初，汉人韩延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契丹确立各项制度，正君臣、定名分，加速了契丹封建化的进程。契丹人于公元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实行的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定制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5]这充分显示了契丹统治者政治制度以及法律的成熟。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帝以“君臣同志，华夷之风”诗进呈皇太后。[6]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显示了契丹王朝的进步，反映了契丹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契丹自兴起之后，便给人以强悍的形象。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因拥有骁勇善战的骑兵，在与宋、西夏的战争中经常取胜（西夏就曾经臣服于契丹），在和北宋的争斗中一直处于上风。战争的胜利使得契丹在周边国家中形成了威慑力。 　　3．文教与礼法观念的普及 契丹自建国之时，就吸收了大量的中原人士进入统治机构，上文提到的韩延徽就是典型的例子。契丹在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又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族文化，积极引进人才。统和七年（989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7]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8]不过在“澶渊之盟”以后，契丹却关闭了从北宋吸收儒生进入官僚机构的大门。契丹为了人才培养的需要，还推行科举制。契丹建国初期，就在上京设置国子监，燕京建有太学。学校教育普及则在道宗时期。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9]中京国子监、应州、滦州、高州、良乡县、新城县、玉田县等州县的学校都是道宗以后创办的。[10]朝廷通过普及学校教育来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大大提高了契丹人的文化素质。 　　契丹原本没有佛教信仰。契丹建国初期为安置移民、收揽人心，遂开始借助佛教的力量。至太宗，则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往木叶山，供奉于菩萨堂，消解民族隔阂与儒家价值观中的“夷夏之防”，佛教渐成契丹信仰。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流播辽境四方，成为凝聚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核心思想，并对契丹人的衣着服饰、生活饮食乃至政治、国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丹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加上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