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玉斌坎坷人生.docVIP

父亲沈玉斌坎坷人生 　　一 　　 　　今年是父亲沈玉斌诞辰100周年。我家祖籍浙江绍兴。1909年12月我父亲出生在北京贫苦的艺人家庭中,曾祖父沈小庆京剧武生,祖父沈三元京剧老生,父亲沈福山京剧花脸演员。至今已是六代梨园世家。 　　父亲自幼就在贫困线上挣扎,懂事后家庭的重担和责任感让他立志要继承家业――京剧事业,来改变自己的人生。他6岁进入北京陶然亭贫儿半日学校读书兼在家中学戏,学过老生、小生,跟戴韵芳先生学青衣,由于嗓音不适合演员条件,11岁转行投拜程春禄、沈福海先生学习京剧管弦乐, 12岁步入艺坛,并参加北京崇雅社科班“效力”弹月琴(即舞台实习学徒工),相继在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等班社工作。15岁开始傍着京剧名演员曹冰艳、雪艳琴、高庆奎、碧云兰等弹月琴,演出于北京、石家庄、大连、济南等地。上进心极强的父亲,不满足现状,凭着一股热爱京剧事业的执著心,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艺术领域,弹弦子、拉胡琴、吹昆腔笛,在北京、天津、上海各剧院演出,将高超的艺术修养实践在舞台演奏中。 　　24岁时,父亲被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焦菊隐看中,聘为该校音乐教学负责人,琴师兼昆曲音乐教员。父亲在严谨的教学中讲究吐字、发音的正确性,教月琴、三弦、笛子、唢呐、群曲之外,还兼授昆曲,对京剧昆曲管弦乐技艺精熟的父亲给同行和学生们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父亲待人宽厚,在同行业中享有赞誉,解放前就被同行选为“国剧公会”理事长,热心公益事业,为受难者筹资救济。在这期间也曾傍着名演员吴素秋、梁小鸾等人教戏与操琴至北京解放。解放后在北京市文艺处领导下,仍被同行业们选为“京剧公会”的负责人。从中央到部队的欢迎任务与慰问演出,抗美援朝的街头宣传与义演和捐献慰问品,以及推销折实公债,组织爱国游行、集会等有意义的工作无不参加。为解放军战士举办了一百多场慰问演出,当时就受到戏改局田汉的表扬。父亲乃是“场面”全才,著名乐师,也是新中国戏曲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和实干家,并亲手创办了松柏庵“私立艺培”戏校,为京剧艺术薪火传承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二 　　 　　解放前京剧艺术人才日渐凋零,我父亲看到后继乏人,也曾为筹办戏校四处奔走,只是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许多艺人为糊口改行做小贩,动荡不安的年代,生活都成问题,筹办戏校没有任何结果。 　　解放后的1951年初,一次在中南海为首长演出时,周恩来总理见到父亲时说:“你姓沈,是戏曲界的负责人对吗?你们辛苦了。”首长短短一句话,使我父亲顿时热血沸腾,重新点燃事业的星火。为了了却解放前未完成的心愿,他不要国家出资,自己解囊,筹办“私立艺培”戏校。 　　1951年春由父亲发起,4月经市文教局批准,同意成立“私立艺培”戏校。1951年5月,在北京市文艺处支持下,成立了“私立艺培”戏校筹备委员会,组成董事会。梅兰芳任董事长,郝寿臣、沈玉斌任副董事长,王瑶卿、萧长华任咨询董事,谭小培、金仲仁、姚玉芙、梁小鸾、李桂云、史若虚、谭富英、王颉竹、侯喜瑞等任董事。决议选用公会所有土地及梨园先贤祠(松柏庵)房舍为校址。有了名演员的支持与自己决心,就要付诸行动,父亲首先拱手让出“松柏庵”自家的坟地,卖掉前俯胡同的私宅及家中的一切贵重物品,均用来建校,但仍是杯水车薪,学校的成立和不少名家义演赞助是分不开的。 　　1951年6月,因多数名演员在外地巡回演出,北京难以召集义务演出以筹资。在建校急需之际,经董事会决议,由我父亲自愿出资,作建校开工费,并于当月动工修建“松柏庵”。1951年7月26日,戏曲界50余位在京女演员,在梁小鸾、李桂云、尚凌云等人的奔走倡导下,联合义演反串戏《玉堂春》和《大八腊庙》,积极为“艺培戏校”筹措资金。鸣华社京剧团也闻风而动,梁益鸣、张宝华演出拿手剧目《打窦瑶》。李桂云又亲自组织河北梆子剧团义演一场。荀慧生、于连泉两位名家也披挂上阵,义演《樊江关》。1952年2月21日马连良、张君秋及南京京剧团的同仁们在天津义演《四进士》,收入1200多万元(旧币),由我父亲赶赴津门接受善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作揖致谢,全部善款补充学校修建费。梅兰芳回京后,闻知学校的困难,即在长安戏院义演《金山寺#8226;断桥》和《凤还巢》,票款收入全部用于开学。 　　松柏庵庙内的殿堂常年供奉尊神,父亲为扩大学校面积,增加学生练功场地,经过深思熟虑,又大胆地产生了请诸神退位的念头,但此举非同小可,不是为了事业的需要,不可能有此举动。首先得到老前辈王瑶卿、萧长华的支持,又经梨园公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恭请殿内的佛像起驾,在西小院深埋。摆香、焚香、烧纸,我父亲当众虔诚祷告,小心翼翼把这事稳妥处理了。 　　1952年为支援城市建设,我父亲又着手呈请市政府民政局批准,完成棘手艰巨的迁坟工程,并同于永利、于世文、钱元通、薛长发、祁成宝、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