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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邓拓与捐赠 　　2011年1月27日，中国美术馆五十年捐赠作品大展隆重开幕，春节期间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7天。这是中国美术馆所藏捐赠作品的第一次集中亮相。不少人是为了一睹已传世900年的稀世珍品――宋代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而来。人们在大饱眼福、欣赏精美作品的同时，更感叹捐献者们的美好心灵，被捐献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特别是当人们了解到邓拓早在1964年就将自己珍藏的145件国宝级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时，再联想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的批判，无不感慨万千！ 　　作为邓拓的子女，我们受邀出席了捐赠作品大展的开幕式。我们凝视着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以及八大山人、石涛、仇英、沈周等名家的绘画精品，回忆起当年父亲摩挲着这些他珍爱的藏画，以及他慷慨地将其悉数捐赠给国家的情景,许多往事浮上心头。 　　 　　枪林弹雨之中抢救文物 　　 　　1912年正月初九,父亲出生在福州第一山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邓鸥予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民国时期在福州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规定了每天必须完成的晨课――练字和背诵古诗文,使父亲从小熟知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1929年夏,父亲考取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次年冬天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在此后30多年紧张忙碌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追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到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被学生推举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封总队长，一边读书一边从事抗日工作。在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工作之余，他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论文，1937年6月，25岁的他撰著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仍是我国唯一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救济灾荒的历史专著。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历史文物收藏和保护的重要。战争年代，他工作过的晋察冀边区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燕赵之地，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武阳台就在河北省易县。他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后，在战斗的间隙也十分注意对文物的收集。如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燕陶馆藏品部分）就是他收集来的，山西阳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也是他亲手保存下来的。在游击战争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这批文物能够辗转保存下来，十分不易。张家口解放不久，他就把这批文物装上大车拉到张家口，捐赠给当时的华北博物馆筹备处，1949年北平解放后运交历史博物馆收藏。父亲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而收集的大量重要实物资料，包括明清时期北京门头沟煤窑业的文书契约，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契约、车厂揽运合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画像等等，他都捐献出来，充实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内容。1959年，由范文澜、翦伯赞、钱俊瑞、王冶秋等推荐，经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批准，父亲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他以认真负责的精神鉴定了大量的历史文物。 　　在父亲撰写的《燕山夜话》中有一篇文章题名为《收藏家的功绩》，他在文章中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历代都有许多收藏家，他们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直接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对于收藏家的功绩，应该予以适当的正确估计。……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历史文物往往非常丰富，光靠国家博物馆收藏是不够的。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 　　 　　为我们办了一场小小的家庭展览 　　 　　1959年，父亲离开了工作十年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岗位，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并任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总编。对父亲来说，时间变得相对宽裕了。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潜心研究、收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古代绘画史。他向朋友们说：“欣赏研究书画，既可以消除疲劳，又可以在娱乐之中获取知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然来临，使他这一愿望终究没能实现。他在生活上从无奢求，却几乎把全部积蓄都用在收集古画上了。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悬挂着他收藏的古代字画。关于他对古字画的痴迷，母亲曾戏谑地说：“以后你索性前后披挂上古画为衣吧！” 　　因为父亲工作很忙，我们家的孩子基本上从小都上寄宿制学校，很少有时间和父亲一起休闲玩耍。父亲收藏的许多字画我们也没机会看过。为了提高我们对中国字画的欣赏能力，也为了让父亲和我们尽量多地相处，并能休息一下，有一次，母亲建议父亲为我们办一个小小的家庭藏画展。当时，父亲从他珍藏的字画中挑选出十几幅挂满了他的办公室，认真而通俗地向我们逐一介绍那些古画的时代背景、画家的性格特点以及各自的风格。那些字画多数都是黑乎乎的，虽然年幼的我们完全不懂它们的珍贵价值，但随着父亲的讲解，我们像在一个神秘的树林中穿行，深深感悟到祖国文化历史的悠久，了解到许多古代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