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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黎平期间政治工作历史价值 　　1986年10月24日，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在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春风吹，鲜花开。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为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写道：“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周恩来深情地回忆到：“红军到达贵州地区，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政治的春天。”聂荣臻说过：“黎平会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连“反面洋教员”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都不得不承认：“黎平到遵义，我们又走了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这次行军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完成的。”红军在黎平期间，因为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最终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使得中国革命又一次充满了希望；所以红军的政治工作也伴随着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奇迹，创造了成功宣传革命主张的政治壮举。认真研究和回顾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对于我们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做好当前的政治工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红军在黎平期间不容发政治工作具有战斗力 　　 　　在黎平会议确定的正确战略行动方针指引下，红军战斗精神大振，必胜信念激增。1934年1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指出：“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在黎平会议以前，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采取错误的战略指导，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全军士气低落。黎平会议制订了正确的战略行动方针。使红军在战略上由被动变成了主动，特别是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红军将士又振奋起来，士气高涨，越战越勇，节节胜利。强有力的战场宣传工作，给身处困境的红军将士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在黎平期间的政治工作，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激发了战斗热情，使红军的思想优势和政治优势得到充分体现。红军通过开展官兵喜闻乐见的政治工作，使面临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威胁的红军将士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士气，表现出了同大自然一争高低的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出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艰苦环境中，革命歌曲既是鼓舞战斗意志的精神力量，也是有效振奋革命精神的政治工作形式。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没有更多的时间集中上政治课、作报告，党中央提出一个政治口号或一项战斗任务，为了及时贯彻下去，红军政工干部就用“旧瓶装新酒”、旧曲填新词的办法，教大家学唱。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在战士当中传唱的山歌、小调不一定都具备文学性和艺术性，但“它们在长征中产生了无穷的感染力，如同号角、如同战鼓，历史永远无法泯灭这些土腔土调的精神鼓动作用。”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歌声，唱歌这种极为生动的形式，增强了红军将士的战斗精神，调动了情绪，消除了疲劳。伴随红军将士走遍黎平侗乡苗寨的《红色青年战士之歌》这样唱道：“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每当唱起这首歌，红军将士浑身就会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战斗力量。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并要求红军争取时间，进行休息、整顿和补充，发动群众参军入伍，扩大红军数量，为战斗力的提升做好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因此。红军政工部门提出明确的要求，各级政工干部要根据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特点。以短促的时间和有力的政治教育，运用一切可以振奋战斗精神的工作方式，对红军将士的战斗精神进行宣传鼓动。在黎平期间，红军每逢硬仗恶仗，一般都会由政委进行战前政治动员，这也是红军作战部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军事上无后方无依托、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自然环境又极其恶劣的艰难条件下。红军开展了针对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内部宣传、对敌宣传、民族政策宣传等各具特色的宣传。对红军将士的政治工作，政工干部总是利用各种时机开会，传达上级通知精神，进行思想动员，政治工作走一路做一路。在行军路上，红军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