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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叙事困局与出路 　　在红色叙事的20世纪文学史上，相继出现了意识形态、现代启蒙、市场逻辑的话语主体。在新世纪的红色叙事中，这些话语都有所表达，而且在不断的相互碰撞摩擦中引发了诸多关于红色叙事的争议。这些莫衷一是的争议显示了当下红色叙事的困局，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个问题：红色叙事该走向哪里?对此，我们有必要历时性地辨析其在各种话语下的特征、价值和局限，以便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式，为红色叙事的未来出路提供参考。 　　鉴于红色叙事文本的数量巨大，这里拟选择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产生了深远社会影响的《红色娘子军》同名文本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这样便于在互文性的解读中更好地说明本文观点。 　　 　　一 　　 　　红色叙事是一种话语行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红色叙事的话语主体是有所变更的。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意识形态是红色叙事的潜在主体，它规约着红色叙事的生产、流通和接受。在新时期，作为历史回顾的红色叙事让位于社会转型关注的现实叙事，一度走向式微，同时在新的思想语境中，其原先的宏大叙事方式也受到现代启蒙话语的质疑和市场逻辑话语的挑战。因此，在新世纪有所抬头的红色叙事浪潮，其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建国后三十年，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极大地调动起广大民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凝聚力，就必须继续树立和弘扬革命理想和信仰。这种革命理想与信仰往往借助于对光辉的红色革命历程的回顾来加以肯定，这就是红色叙事一度成为主流的主要原因。这些红色叙事的基本思想是以集体为本位的。具体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石。以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信仰相号召。 　　影响深远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剧中所有人物都集中组织在互相斗争的红云乡工农阶层和黑石山地主阶层两大阶级阵营中，阶级性成为划分阵营的基础。共产主义理想的平等、大同观念符合工农朴素的愿望，因此成为他们的精神纽带。剧作塑造了洪常青、吴清华这样成熟与成长的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人物。主人公吴清华的成长历程富有教育意义，也是全剧的核心情节。她最后接替了牺牲的洪常青的党代表身份，意味着她由原先的朴素、盲动的个人复仇上升到了为阶级、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思想高度。而党代表洪常青的牺牲伴随着震撼天地的《国际歌》，音乐声也体现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精神。类似的情节在红色叙事中常常可以看到。《红岩》中的江姐、《青春之歌》中的林红等感人形象，无畏地忍受敌人的酷刑。勇敢地拥抱死亡，都是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 　　为了动员无产阶级全部力量，使民众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这一时期的红色叙事往往回避、淡化个体的丰富性或者说肉身冲动(包含生理、物质以及情感的需要)。对革命者个体或者会有的肉体冲动，红色叙事采取了规训和无视的策略。吴清华为了一己仇恨而对南霸天打草惊蛇的袭击体现了典型的个人冲动。在剧中，这种冲动被归结为革命的基本动力，但还需要用阶级斗争的理念规训，使之对革命组织有益无害。虽然工农阶级也会有沉重的精神桎梏和自身弱点，但这是不利于理想和阶级团结的。各种肉身需要也被无视：性别特征的抹杀、物质需求的鄙视、人情人性的搁置成为普遍特征。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谢晋本来设置了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但最终还是被迫忍痛割爱了，两位主角发乎情而止于革命，从四个银毫子的爱情信物变成党费的细节将爱情柔情上升为革命激情。在样板戏中，电影仅有的一点柔情也化为乌有，洪吴之间只是单纯的同志关系，而且还舍弃了电影中的红莲与阿牛的线索。同时，肉身冲动成为丑化敌人的方式，如在芭蕾舞剧和京剧样板戏中渲染了敌人内部各怀私欲的矛盾。 　　总之，建国初三十年，红色叙事更强调阶级思想、共产主义信仰，而忽略个体的丰富性，甚至努力简化之，因为个体的丰富性的诉求不利于群体的凝聚力，不利于革命献身的积极性。 　　 　　二 　　 　　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下，现代启蒙与市场逻辑话语都具有远离阶级、理想、信仰等概念构成的集体性宏大叙事，走向对个体人关怀的倾向，这样势必对意识形态话语集体本位的红色叙事构成某种挑战。 　　现代启蒙的红色叙事更关注和尊重个体的丰富性，对简化个体的宏大叙事持拒斥态度。 　　2007年发表于《收获》第5期的短篇小说《红色娘子军》(蒋韵)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启蒙文本，小说设置的是一位女性叙述者，穿插讲述了两个有关《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在革命与亲情的故事中，文革时期，排演着样板戏《红》的一名女孩在革命激情的支配下向跳楼而亡的父亲睡去了一口划清阶级界限的唾沫。这口似乎是革命却又被证明是荒谬残忍的唾沫，昭示的是所谓阶级仇恨的虚无性，颠覆了样板戏中作为革命合理性基石的阶级论。在革命与爱情的故事中，英俊、聪明、热情的学长富有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他所爱的唐美玉是安静、美丽、娇柔的热爱生活的女性。后来，学长为了革命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