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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以排榜名义致富 　　今年已是胡润连续第十年发榜了,胡润在镁光灯下帮巨贾数钱的同时,也在暗中数着自己的进账。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今年已是胡润连续第十年发榜了。榜单外的胡润成了比榜单内的诸多富豪更惹眼的红人。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的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那么,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中国缘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 　　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必须出国学习。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所在的留学生楼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他开始想着要去中国工作了。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上海的职位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换毕马威或其他公司再想办法到中国来。”胡润说。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充满阳光。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在一次参加培训时,胡润感觉那样的课有些无聊,“我的脑子开始天马行空。” 　　百无聊赖之际,突然胡润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好玩的话题,他觉得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 　　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胡润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接下来,胡润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个人资产”。“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给自己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我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是如何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到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构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身富豪呢?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胡润的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他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损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一共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找到了张朝阳。他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以及第一个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