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法律监督机制重构.docVIP

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法律监督机制重构 　　自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以来,虽然理论界对该程序褒贬不一,但在实务界却得到广泛运用,面对法院的简易程序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监督本是应有之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几乎毫无作为。在理论界希冀立法机关对简易程序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言论甚嚣尘上时,笔者却以为,相较于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简易程序话语权的天然缺失,对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法律监督缺位则是检察机关主动放弃的结果,有鉴于此,在公诉案件简易程序中重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似更为可行。 　　 　　一、公诉案件简易程序中重构法律监督机制的现实背景 　　 　　简易程序作为协调公正与效率这两大价值目标的有效程序,自其创制之日起即被各国广泛采用。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也在一审程序中专设一节,就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结期限、与普通程序的转化等问题进行规制,并于2003年出台《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进行细化规定。 　　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因具有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等诸多便利而为司法机关欣然接受。以北京某区检察院2007年至2009年受理案件的适用程序为例,2007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为449件,占当年全部起诉案件1073件的41.8%;2008年627件,占全部1160件的54.1%;2009年上半年330件,占全部601件的54.9%。由此可见,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适用率较高,且呈增长趋势,可以说已占据全部案件适用程序的半壁江山。 　　同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正是基于此规定,检察院在履行公诉职能的同时也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存在违法、审判结果是否适当进行审判监督,但这一职能似乎仅限普通程序的审判活动,简易程序的监督情况则不容乐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据此,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委派公诉人出席简易审判活动,而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公诉人在简易审的案件中出席法庭。[1]公诉人出庭的简化也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简易程序法律监督的缺位,这种缺位可以说是检察机关主动出让自己权力的结果。 　　仍以北京某区检察院为例,2007年至2009年上半年以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公诉人无一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没有对一件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判决经审查提出抗诉;检察机关无从对法院是否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益、审判组织是否合法、审判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审判活动是否违法进行监督,也就无法针对违法问题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二、公诉案件简易程序中重构法律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诉讼基本架构与控审分离司法原则的要求 　　简易程序实质是普通程序的部分环节和步骤的简化,但其简化应以维系控辩审三方履行各自职责的刑事庭审基本构架为前提,“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这是维持简易程序最氏公正性的必要保证。”[2]公诉案件简易程序中,公诉人不出庭,则庭审的参与者实际只有裁判者与被告方,法官身兼控诉方与裁判方这二个相互矛盾的双重角色,简易审判往往变成裁判者审判被告人的纠问式活动,其居中裁判的独立公正地位必然遭到破坏,远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衡的现代诉讼原则。 　　(二)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担任国家公诉人的同时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包括庭审中的监督与庭审后的监督。前者由检察人员通过出庭支持公诉亲身参与刑事庭审程序中,如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该监督方式已为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所肯定;后者则是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但在公诉案件简易程序中则缺乏第一种监督方式,检察人员不出席法庭无法对法庭组织、审理程序、当事人权益保护等审判活动形成直观认知,也无法对庭审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 　　(三)保障被告人合法诉讼权益的需要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另一重要价值诉求,我国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简易程序是一种会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并可能导致被告人受到有罪判决的程序[3],而我国现行简易程序仅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进行硬性规定、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不力亦是该程序为学界所批判的一大诟病,例如,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应当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如获知被指控内容及相关证据的知情权、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自行辩护、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