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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清代工商管理法律制度立法理念 　　摘要本文通过对儒家的“义利观”和“民本主义”思想的论述,结合清前期统治者的工商管理思想和当时政府制定的工商管理制度,揭示了清前期工商管理制度的理念。 　　关键词“义利”之争 民本主义 儒家思想 重农抑商 恤商扶商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254-02 　　 　　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至今仍有余波,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体现。清代统治者崇儒尚儒,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方略,这就使得在立法上、执法上都体现着浓厚的儒家教义,它的工商管理法律思想,更是离不开儒学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义利之争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干涉经济运行,推行重农抑商,以民为本;力求富民以稳定统治又使得朝廷奉行对某些工商业的宽松管理,推行不与民争利的政策。以下分别论述之。 　　一、“义利”之争的演变 　　义首先是一种道德观念,其内涵从广义方面来说,是泛指人们在一切社会关系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社会准则的最抽象最一般的行为规范。它为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一般的道德原则,若与具体的人伦关系结合,就形成各种不同伦常关系的行为规范,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夫妇之义、朋友之义等。儒家重视义,把义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君与民之间的准则。“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接于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义其次是一种行为规范,当然也指导人们的求利行为,这就形成义利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义与利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以义制利,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既希望用“义”即行为准则去规范利,又希望在求利的活动中符合义的要求。义可以认为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而“利”则代表小民的利益,小民的求利应合乎统治者的“义”。 　　孔子的义利观是儒家传统义利思想的理论基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在孔子的思想中,义与利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利生于义,义为利本,应该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义”在经济上就是代表应该重视农业,以农业生产为要务;“利”则是从商求财的代表,由此反对见利忘义,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可见义是一种求利的标准。利应服从于义,而义实际上是一种公利,统治者的利是至高无上的,私利应服从于公利,公利是建立在满足私利的基础上,由此孔子主张“不与民争利”,这句话鲜明的表现了统治者应该让民得利,“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君利(君主之利)应服从于治理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所以必须以民利来限制君利。君子如果不顾“义”而一味求利,就是“放于利而行”就会招致百姓的怨恨,更易于导致国家的衰微。可见孔子的义利观主要是“以义制利”,他不反对人们求利,而主张人们在求利的过程中应该符合义,服从于义。这种程序上的“义”实际上就是“礼”,礼是义的制度化和标准,“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政之大节也”,礼、义、利三者是统一的。孟子明确主张君利应建立在民利的基础上,统治者应该重视民利,“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对于百姓的求利行为则必须合乎于义,在义利有矛盾时,应该维护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此以后,“义利之辩”,“重义轻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古代法。荀子进一步肯定和论证了好利合乎人的本性,是人性的要求,是生来就有的,但若任其发展势必引起争夺,因此就应该有一种标准来规范求利行为,他同样主张以“义”来约束“利”即以义制利,将人们的求利活动限制在道德观念所容许的范围内,个人的小利要服从于社会的大利。人们应该重义轻利,先义而后利,“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义胜利,“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与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坚决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认为统治者应把以义制利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统治者应该给民以利,施利于民;以民利为先,利民则是实现王天下的根本条件。 　　儒家三圣的义利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争的基调,到了明清时这种争执仍然影响着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清朝时地主商人化的倾向明显加强,从商人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大增加了,并且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市民阶层。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对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商贾并不以从商为耻,反而把从商作为择业的首选。山西《五台新志》称:“晋俗以商贾为重”,而当时的江南也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贾”的风气。可见在民众的心中重利甚于重义,这种从商心理的变化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但在统治者一方来说,仍然推行重农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