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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上海书写 　　内容提要　解放后三十年常被视为大陆上海城市个性书写的缄默期，在此背景下，同期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上海书写联结了两大断裂的时空，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他在向已逝繁华致敬的同时，辩证思考了上海世俗文化的命运，并续写了上海文化的余脉流散海外之情境，在很多方面都为新时期以后尤其是世纪末的上海书写开辟了先河。 　　 　　一般认为，能够代表上海气质的上海文学存在于1949年以前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新感觉派、张爱玲、王安忆等，其中有被称之为海派文化的东西，抓住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声色与品格。而对于上海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印象中的上海也恰恰是由文本化的上海所构筑的，所以在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上海热”中，1949年以前和80年代以后的作家作品是研究的重镇，五六十年代则被视为上海都市文学的陷落，在文学文化研究中，显得比较苍白空泛。正是因为此阶段上海城市个性书写的缄默，同期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才显得弥足珍贵，他的书写具有过渡性意义，联结了两大断裂的时空。 　　白先勇1937年出生在广西，1946年春天来到上海，当时还不满十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1948年深秋离开。其间强调民族主义的主流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对“异质上海”进行变革的序幕已经拉开，并且力度越来越大。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可能很难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切，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城市的华丽外表。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南京路上四大公司、大光明电影院、周璇的《夜上海》等标志性场景，“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提纲挈领的地位。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是写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一段生活；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突显出来。对此，白先勇自言：“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白先勇对世事人心的冥想和感悟中，上海是一个首先进入创作意识的独特起点。我想，这就是白先勇发出“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却意义非凡”之喟叹的缘由吧。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是一个起点，但不是全部，它是白先勇对人生、文化、时间之宏阔思考的支点之一，因此，上海世俗生活及其精神风貌也相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进入一个更加开阔敞亮的世界。 　　以上所提到的加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即为白先勇在异域书写上海的主要作品，发表时间段为1958年至1969年。这些作品对上海的世俗生活世界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之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向已逝的上海繁华致敬 　　 　　在白先勇小说世界中出没的人都为过去所纠缠，而且他们的今昔命运之变迁都与时代巨变有直接的联系，这些人物来自各阶层各行业，品性脾气也各不相同，其中来自上海的四个人物以相当高的辨识度凸显出了地域性格特色：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是昔日上海高级舞女，今日台北社交界名女人；金兆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也曾是百乐门时代的一号人物，现今为台北“夜巴黎”的大班；李彤《谪仙记》家世显赫；黄凤仪《谪仙怨》也有相似背景。乍看起来，四个人物好像分属两类，即风月场中人和显赫世家后代。其实细细品味，四人形象却可以合而为一。首先，不管现在如何，她们都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尹雪艳好像“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金兆丽的风头是“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将中的老大吴喜奎还能和她唱对台。”李彤“家里最有钱，李彤的父亲官做得最大。”黄凤仪以前也是“高高贵贵”，“过惯了好日子的”。这些辉煌直指美色、金钱、权势，这些都是上海典型的文化符号。而且这辉煌的过去都封闭在另一段时空中，不可企及，完全吻合上海的现实际遇。其次，她们都高调出入社交场所，如舞厅、酒吧、聚会、牌局、赌场等，都是声色欢场的主角。尹雪艳、金兆丽自不必说，李彤在纽约同学聚会上的亮相也是惊艳绝伦。她“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经由这些不同时空中同质的欢场、女色，我们又见世俗上海的恒久面孔。第三，不管她们有多么不同，她们性格中也都具有凌厉、放纵、狂野的一面，且基本上不具备传统中国女性的淑静柔美。金兆丽受舞厅童经理指责，马上伶牙俐齿还以颜色。李彤专喝烈性酒，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