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家族主义价值观.docVIP

论秦汉家族主义价值观 　　 [摘 要]:家族主义的核心是家族精神,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和家族认同所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是多方面的。笔者仅就家族精神在家族犯罪及刑法上的体现做一探究。 　　[关键词]:家族主义 秦汉 亲属相隐 　　 　　家族主义,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家族制度的产物,是家族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而这种观念对中国人影响甚深,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甚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有人把它放到了宗教的高度。梁治平在探讨“家与国”时说到:“如果说我们确实有过一种意义不甚严格的宗教的话,那么它只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因此,应该被称作‘家’的宗教,‘孝’的宗教。”下面,笔者仅就家族精神在家族犯罪及刑法上的体现做一探究。 　　 　　一、集体犯罪 　　 　　基于家族认同,家族中有人发达时,往往提携族人,依靠族人。如张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成帝时,光禄勋辛庆忌“宗族支属至二千石者十余人”,等等。如果是家族中有人入主后宫,则更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吕氏、卫氏、霍氏、王氏、邓氏等诸家族。即使是地方豪猾,也是族人、奴婢、宾客党亲连体,纵横乡里。不过,在政治上失势时,为了家族自保,又会出现家族的集体性行动,如策划夺权、举族起兵、或家族叛逃等,这就是以家族为主体的犯罪。 　　 　　二、亲属相隐 　　 　　亲属之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是博爱的起点。秦汉时期,家族犯罪活动也从反面证实了亲属隐匿的自然存在。如霍氏家族谋反案中,霍显毒害许皇后大逆之事,是整个案件的核心。但这个事情霍光在世时就已知晓,初闻时“大惊,欲自发举”,却出于亲情而“不忍”,并把事情压了下去。后来,当霍氏兵权被解,感到灭门危机时,霍显又将毒杀许后之事告诉子孙。这时,处在惊恐状态中的霍山、霍云、霍禹首先想到的不是与霍显划清界线,将之交付宣帝,而是立即谋划应付之策,“于是始有邪谋”。由此可见,亲人之间的隐匿是自发的,哪怕自己为之受到牵连也在所不惜。即使家族亲人之间不太和睦,当面临危难时,也以“隐匿”为首选。如淮南王安与衡山王赐,同为淮南厉王长之子,兄弟“有隙”。但当听说“淮南王作为叛逆具”时,也不是上告其兄于汉武帝以使自己免坐,反而“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尽管怕被兄长所侵,但在大事大非面前还是选择了亲情。此外,还有因隐匿的亲人超越范围而获罪的。霍光也好、衡山王刘赐也好,这一切都缘于亲人之爱。 　　亲属相隐的观念始于先秦。《论语#8226;子路》中,孔子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孟子#8226;尽心上》中,假设舜的父亲杀人,孟子认为舜会“窃负而逃”。容隐见于法律,应在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这是对子女、奴婢告父母、主人的限制。父母也有为子女隐瞒的义务: 　　“公室告”[何](也)?“非公室告”可(何)(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不过,在秦律中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不允许告发,不能告发的范围仅仅限于“非公室告”。也就是父母、主人对子女或奴婢的伤害及子女盗窃父母财物等。 　　到了汉宣帝时期,亲属相隐正式入于律令: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是法律对亲属相隐给予的正面肯定。然而,我们知道,亲属容隐与国家司法权的使用是矛盾的,那么,为什么这一看似悖论的东西会存于法中?传统的观点认为,亲属相隐旨在维护家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如东晋卫展所言:“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而现代法理学则从“期待可能性”来解释容隐。即当亲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名誉等遇到危险时,我们很难期待大多数人去冷静理智地做出比隐匿亲属更合理的行为。既然无法期待更好的行为,那么,眼下这种比较普遍自然的隐匿行为虽然有害司法,也是不得不宽容的。 　　这正如宣帝诏中所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既然不能相违,倒不如承认并保护它。毕竟民风淳厚、社会和谐,才是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保证。也许,这正是汉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三、族诛缘坐 　　 　　亲人的相爱、家族的认同以及家族利益的一致,使家族成员往往共荣辱、同进退。与之相对应,古代法也往往视家族为一个整体,“一人有罪,举宗拘系”,就是对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