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金莲与李瓶儿人物性格反向发展.docVIP

论潘金莲与李瓶儿人物性格反向发展 　　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与李瓶儿是西门大院众多妻妾争斗闹剧当中对峙的两大主角，也是小说中作者着墨最多刻画得最为丰满传神的形象。金莲娇俏泼辣、聪明伶俐；瓶儿温婉善良、敦厚情深。二人虽出身不同，性格迥异，但在经历了相似的外在遭遇后她们最终都选择了走进西门大院，至此她们站在了生活轨迹的同一原点。 　　潘金莲出身较为低贱，自幼便没有太多的人身自由，只是被动的接受着命运无情的安排与捉弄。小说里交待她九岁卖于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这是她走向人生的开始，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十五岁时又被潘妈妈以三十两银子转卖到张大户家做使女，十八岁时因“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1]，被年约六旬的张大户收用。与张大户暧昧的纠缠，使她从一开始便扮演着与传统的贤妻良母相背离的角色，可这并非她的本性，只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身为女性而又身份卑微的她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因张大户的主家婆不容潘金莲，张大户便设计把她嫁给正租着张大户房子居住的武大郎，与武大郎的结合本就是一个病态的开始，“三寸金莲”与“三寸丁”形成极不和谐的错配姻缘。作者也不免对她不幸的婚姻遭遇发出感叹，即所谓“自古才子佳人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1]心高气傲的她不爱武大郎,对自己的畸形婚姻深感痛苦，并时有抱怨:“他乌鸦怎配鸾凤对?”[1]但涉世未深的她一开始还是作好了接受了命运安排的准备。小说第一回写到为了避开周遭一些浮浪子弟的纠缠，她主动拿出自己的钗梳交给武大典寻新居，就足以说明她并非生性淫荡，在其灵魂深处也有着传统的“嫁夫随夫”的道德观念。 　　李瓶儿早先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梁中书身为东京蔡太师的女婿，地位十分显赫。但梁中书夫人嫉妒心甚重并极其狠毒，李瓶儿因此无法得近梁中书，只在外书房内与养娘同住。后来梁家遇难，李瓶儿随身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一道上东京投亲。在人身安全尚且没有保障的大乱当中，年少的她居然能够携带众多财物出走，并且能果断准确地决定自己的去向，可见其心思的慎密和胆识的过人。后经花太监撮合她嫁给花子虚为妻。花太监告老还家，回到清河县，死后一份家财都给了李瓶儿与花子虚。在花家，李瓶儿曾是花太监的玩物，花子虚对她没有真情，终日留连于烟花柳巷，将瓶儿如花瓶般空置于冰冷的家中，李瓶儿在这份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中可谓是倍受冷落。 　　潘金莲和李瓶儿在不幸的婚姻面前都不约而同的将西门庆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情感的出口，虽然西门庆并不完美，可她们依然如飞蛾扑火般的走进了西门大宅，而二人进府的经历也是极为相似的。 　　风流成性的西门庆对年轻貌美的潘金莲可谓是“一见钟情”，为了得到她，西门庆是“煞费苦心”：他先是收买王婆后是毒杀武大。可就在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潘金莲充满希望的打算嫁入西门府时，西门庆却消失了，而且是几个月杳无音信，等得潘金莲是“每日门儿倚遍，眼儿望穿”[1]。此时西门庆在忙着迎娶“手里有一分好钱”的孟玉楼，任凭潘金莲如何娇美聪慧，也无法动摇西门庆脑海中根深蒂固的“色不及财”的理念。 　　前期的李瓶儿在与西门庆的关系上表现得则更为主动。对花子虚失望之余，她将感情的天秤彻底倒向了西门庆。花子虚因财产纠纷入狱之际，李瓶儿托西门庆解救花子虚，并趁机将家中大部分的财物转移到西门庆处，足以说明李瓶儿是个极有主见的人，此时的她就已经早早的将西门庆视为自己的后路。花子虚吃了一场官司，失去了大部分家财，还被李瓶儿痛骂，因而受气得病，作为妻子的瓶儿“初时还请太医来看看，后来怕使钱，只挨着”。此时的瓶儿是残酷与冷漠的。如果说潘金莲毒死武大，西门庆和王婆的怂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花子虚的英年早逝，李瓶儿则有着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 　　李瓶儿丧服未满就到西门府拜会吴月娘、孟玉楼，一心要嫁给西门庆为妾。但财貌双全的她在进入西门大宅时也经历了与潘金莲相同的曲折和冷遇。因杨戬受到弹劾，牵连到西门庆。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受到强烈威胁时，贪财恋色的西门庆便“把迎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到九霄云外去了。”[1]瓶儿相思成疾，遇郎中蒋竹山，便招赘蒋竹山做了夫婿。但其心思仍在西门庆身上，所以当西门庆政治危机解除后找恶棍报复蒋时，身为妻子的她对蒋不但不安慰反而绝情的将其赶走，而后义无反顾地走入了西门庆大宅。 　　金莲和瓶儿虽然在进府前都经过了一番曲折，但是面对西门庆长时间的遗忘和冷落，两人的态度是决然不同的：金莲是痴痴的等候和守望，而瓶儿则审时度势后许嫁他人。应该说在进入西门家以前，阅历丰富的李瓶儿显得更为冷酷和自我，而潘金莲则更为痴情和专一。这与后来李瓶儿的柔弱与痴情，潘金莲的毒辣与滥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西门府院后，潘李二人截然相反的表演，在她们的行为中体现的是完全相背的人格体系。 　　入西门府之前，潘金莲虽也有人性的弱点，但仍不失有其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