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一枫借命而生喜剧性效果营造.docVIP

论石一枫借命而生喜剧性效果营造 　　内容摘要：《借命而生》以杜湘东长达二十年的命运浮沉，折射了时代的变迁，显现了主人公性格的愚顽，并通过对传统社会角色的消解与颠覆，使文本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喜剧性效果。在其叙述背后，彰显的是社会权力倾轧下个人奋斗的无力与终结，也使其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石一枫 《借命而生》 喜剧效果 社会意义 　　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在揭示时代的致命伤的同时--一个多元混乱的社会表象背后，赫然矗立的无坚不摧冷酷无情的商业逻辑以及由此形成的单向度一体化的价值系统对人的赤裸裸的压迫”，也对主人公杜湘东性格作了悲悯的嘲讽，使其文本潜藏着一种喜剧性的内核。 　　一.时代变迁下的荒谬逻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1]杜湘东身经三个大的变革时代，喜剧色彩在时代的变迁中，随着价值观念的更迭以及旧有形式的逝去，也必然会出现。 　　1.权力：个体命运的操控者 　　如同福柯在《性史》中所论述的，“权力无所不在，它来自各方”，“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人们始终处在权力‘之内’”[2]。社会的发展与权力的运行相始终，杜湘东的命运更是牢牢地被权力所掌控，无论是分配到看守所，还是目睹曾经抓捕的犯人，借助权力以极小的代价洗白自己，都注定了他被权力所吞噬的命运。所以，对警察责任的坚守，只能成为自导自演的不合时宜。权力在其身上的不断发作，一系列打击的出现让人目不暇接，荒谬的喜剧性质凸显。而权力的转接又是如此迅速，当洗白的许文革在几年之后，也成为被权力抛弃的“零余者”之后，读者也会发出轻微的讪笑：拥有权力者只是一时，在权力之上有更大的权力，个体的命运只是权力选择的结果。 　　2.他人：不公事件的助威者 　　权力侵袭掉了公平，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偶尔伴随的沉痛，只是，在读者为杜湘东愤愤不平之时，目睹这一事件的他者所流露出的习以为常，却加剧了社会的权力失范。他们的凛然正气，言辞表象的大仁大义，愈加揭露了“荒唐”的社会自身逻辑，如果将其称作是一次集体行为的无意识妥协，那么，在杜湘东独自持枪追捕逃犯后，他们实行的暧昧的暴力行为，却是一场有意识的集体欺凌。杜湘东在明里暗里的抱怨后，终于陷入到不抓捕逃犯誓不罢休的执念。 　　3.发展：对时代和个人的不同态度 　　出逃事件已为人所遗忘，代价是杜湘东升迁的无望，以及永远被钉子耻辱的十字架。他以毕生的追捕作为洗刷的条件。当寻找到犯人的线索时，他以为可以一洗前耻，其他人却漫不经心，在欣喜与失落的强烈对比中，读者似乎瞥见了一个兴致勃勃的年轻人，突遭否定之后的茫然无措。欣喜营造得越是强烈，结果就更加耐人寻味，讽刺效果也更加强烈。时代的弊病让个体的正常行为显得不合时宜，发展中的社会对时代的错误选择原谅，对个人的失误永?h铭记，读者也觉莫名，而此前的阅读体验，又使得结果在读者的预想之中，因此在文本阅读不断与心里预想契合的情况下，荒谬性就转为了一种喜剧性。 　　如果说时代在发展中呈现出了某种荒谬的喜剧色彩，我们也无法否认，杜湘东自身所裹挟的与时代相背离的价值取向，也无疑会加剧他的喜剧性。 　　二.命运浮沉中的性格顽疾 　　现代美学理论家伍夫楹和周朔对喜剧作过以下论述：“喜剧就是对于在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中已经丧失了存在根据和价值却又自以为合理和有价值，或以合理和有价值的假象掩盖不合理、无价值的本质的自相矛盾、荒唐背理的现存事物的否定性的审美反映。”[3]杜湘东以残存的个体英雄主义对抗整个时代，本身就有一种唐吉坷德式的愚顽。 　　1.愚钝：环境成为假想敌 　　杜湘东怀才不遇的憋闷，让他对整个环境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姿态。表彰会上的冷漠，工作中的自我折磨，都是一次次顾影自怜的自我展览。他亲手设置了一个假想的敌人--整个环境，并以自我的行动设置障碍物，阻断与环境的沟通。之后他每一次的想要升迁，都注定了失败。然而，这种天真的想法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切实际。著名哈佛学者王德威在论述《骆驼祥子》中祥子所呈现的喜剧性时也作过以下论述：“祥子受骗于自己的奢望，而这一障蔽从犬儒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在理想的驱使下，祥子性格中的愚钝性显得多于悲剧性。”[4]同样的，杜湘东也受困于自己的奢望，而忽略了自己亲手设置的障碍物。 　　2.固执：毫无价值的追捕 　　杜湘东的“好人”标签源自他对警察身份的尊重，随着犯人出逃，对职业的尊重转变为一种迷恋。之后每一次的追捕，都是对高贵职业的寻找，以不合时宜的执念维系作为警察的尊严。拒绝发财致富，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坚守警察的荣光，这种无意义，却只暴露出了崇高的虚弱。不惜生命的抓捕犯人，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