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波北京大运河.docVIP

通波北京大运河 一 　　曾请教过学者张卫东老师，古人那么注重告老还乡，且京师米贵居之不易，为何还会留居帝都？卫东师曰：“告老还乡要攒上多少年钱。若在京不出几代，返乡要带着祖祖辈辈数十口大棺材，乘着运河往回走。”这我才知道只有致仕的官员才还得起乡，普通商贾、手艺人或伶人则沿着运河漂流，盘缠用尽时就地安家，此处安心即吾乡。京城的手艺连带各种戏曲，沿着运河开枝散叶。 　　我走访北京周边的运河，才发现北京不是美学，而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李洧孙《大都赋》），这是虚写，而写实的，是北京乃一座消费型的城市，它自身的出产无法供给居之不易的居民，只有靠运河这根血管，来输送各地的养料。北京是个受血者。大运河改变了中国地理的空间位置，也改变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关系。 二 　　隋朝是个奇葩的朝代，它富有，能打，帝王文治武功，广有诗才。隋炀帝的诗文气魄不亚于李世民，是为了打高丽和修运河才把自己搞垮了。秦有长城，而隋有大运河，这两个短命的强大王朝，在天下一统和抵御外族上耗尽了气数。兴许有一天，隋炀帝面对着中国传统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地图，想象将塞北幽燕与湿热的江南联系起来，恐怕是如同电影里“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般的壮举。他想了，他干了。隋炀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和永济渠，永济渠一直开到涿郡，即现在的通州。公元611年，隋炀帝用五十多天从江都到通州，为国家疏通了动脉血管。他干成了。可见建重大工程并非为了享乐的说法，天下的长治久安才是帝王最大的享乐。前朝为后朝留下传世工程而亡掉自己，这是舍己为人，不算竭泽而渔。 　　元世祖时期，运河从淮安直接开凿到通州，“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这使得船只从杭州向宿迁、淮安，穿过微山湖直达北京，不用向西北到洛阳再北上，缩短了一千八百里。郭守敬又将运河从通州凿到了北京积水潭并命名叫“通惠河”，至今积水潭还有纪念他的汇通祠和塑像。大元的漕粮由此源源不断从江南运到北京，积水潭一带“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 　　想想吧，若没运河，从长江到黄河要到大海里绕个远儿，经淮河才能到。大运河终日里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成片的木船在这里扬帆，人们熙熙攘攘，喊着悠长的船工号子，或观赏着龙舟会。各省的漕粮货物到了，漕运官员在检查，官差在吆喝，商人在迎合，随从在侍奉，工人在挥汗如雨，他们是不穿长衫的一群，衣裳破旧，包着头或披着湿布，承受着劳作之苦。沿途还有赶鸭子的人。据说北京鸭是吃漕运一路上遗下的粮食才长得肥壮美味。不用把漕运想象成清明上河图，它本身就是一幅《河道漕运图》了。 三 　　这一切，早已灰飞烟灭。 　　万事万物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古典文明一到明清就开始回光返照并逐步湮灭，自然环境也成了帮凶。明清以来北京水量日渐稀少，城内的不少水系，明代是河，清朝成了水沟，再往后成为暗河。北京地势比通州高，通惠河一段因水量不足，不能将漕粮直接运达京城了。于是在通惠河上，从北京往通州设立了头闸（东便门外大通桥）、二闸（庆丰闸）、三闸（平津上闸，高碑店）、四闸（平津下闸，花园）、五闸（普济闸），船只能在闸口之间航行，后来改为到闸口要改换驳船，粮食用人工搬运五次才到北京的各处粮仓，增了手续，多了猫腻。 　　清代的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的重大变化：人口从一亿膨胀到四亿，并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北京因住房短缺，在元明以来的大胡同的四处，都加盖房屋形成了小胡同。科举、官员、八旗官兵，连带漕运官差的职位变得紧俏。八旗职位往往是家中一个人补了缺，其他人补不上就游手好闲。闲人成了京城一景。而城内的胡同基本上是土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此时北京城外只有三条石头“御路”通向远方：从西直门到西山，广安门到卢沟桥和朝阳门到通州。从朝阳门到通州这一条，正是大运河在北京地区的“辅路”――在雍正、乾隆年间两次修建，还在通州八里桥和朝阳区三间房村分别立了石碑来记载。 　　同样，清代照搬了明代包括漕运在内的大量制度，可漕运在不同环节上设置了粮道、监兑官、押运官，像按图钉一样按上不少肥缺，与治理河道的官僚组成利益集团。官员之间层层盘剥，最终再一起转嫁到百姓身上。粮食的单位是石、斗、升、合、勺。一石是28斤，往下能计算到“勺”。漕粮经济在核查数量和质量上各种吃拿卡扣，运粮一方一路上粮食会有发霉跌损等各种损失，又被盘剥得太狠，只好超载、偷卖漕粮或糠皮甚至石头沙子以次充好，好像违法的货运大卡车。漕运官员有着揪出任何猫腻的火眼金睛，又能在不经意间高抬贵手收些好处。你给他上供，他许你谋利。双方在捉迷藏中，有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默契，落得个皆大欢喜。 　　太平天国和咸丰年间的黄河改道中断了运河，很快清末废弃漕运而改海运，同时期有了铁路。没有人会在路费上做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