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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视角下经济增长 　　［关键词］ 内生增长；闲暇效应；幸福感；经济效率 　　 　　作者简介：魏 翔(1972―)，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24)，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学，闲暇经济理论。 　　陈 倩(1976―)，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北京，100024)。研究方向：数量经济，旅游经济。 　　 　　一、闲暇的意义 　　（一）闲暇如何影响幸福感 　　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的“幸福感”，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闲暇能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得到了诸多文献（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的有力论证。首先，闲暇是追求幸福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之一，能够从精神层面上提高人的幸福感。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闲暇活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是追求内在快乐和自由的一种理性选择。［1］(169-187)在这种选择的驱动下，人们进行闲暇活动对自身进行了“自我验证”（Self-efficacy)，带来积极的心理状态（positive mood)，导致幸福感的提高。［2］(523-535)当然，自由选择也不是孤立的，它服从“社会团结重于个体发展”的文化。［3］(74-78)陈志武［4］在观察欧洲与中国的闲暇选择时就发现，两个地区的人们在选择闲暇上的差异，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水平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国国民休闲基本状况与提升生活质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CGL036）、北京市2011年度社科计划项目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1年度科技创新平台项目阶段性成果。无关，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比如，由于缺乏宗教精神，中国人普遍具有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倾向，通过身外之物来彰显生命的价值，心为物蔽。这说明，由于文化的差异，闲暇对幸福感的贡献存在差异性。其次，有些个体将闲暇活动当作内在激励的回报，从而追求具有挑战性的闲暇更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5］(217-218)最后，闲暇的一个功效是消除工作紧张，因为工作紧张通常会降低幸福感，因此，闲暇通常能促进幸福感。［6］(195-207)因此，闲暇进入效用函数是必要的。 　　（二）闲暇如何影响经济效率 　　闲暇会对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是因为闲暇对要素（如人力资本）和产出同时具有积极的作用。个体从事闲暇活动能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人力资本，并同时产生外溢作用促进全社会技术提升。［7］这些效应，实质上提升了要素与技术结合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即经济效率。 　　具体而言，闲暇和效率的交互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效率迫使经济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而这又对闲暇的增加提出了新要求。技术进步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因而带来闲暇时间的增长。1860-1990年间，美国劳动者每周的闲暇时间大约增加了25小时，增加的这些时间主要用来从事看电视、上图书馆等闲暇活动。［8］但是，对这些闲暇时间的计量却未被纳入到正式的国民经济统计中，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被低估了。［9］进一步地，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深化，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劳动者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实现“有闲有钱”的幸福模式。于是，社会积极推动降低周工作时间，并将其作为提高公众知识水平和精神修养手段的一种必要手段。［10］某种程度上，闲暇时间和效率相互助推的效应类似于一种乘数效应，使未来社会进入闲暇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快。据预测，到2040年，传统意义上的就业者每周纯粹的休闲时间将超过50小时，他们完全从事自愿劳动或休闲活动的平均时间将长达30年。［8］ 　　第二，时间配置影响效率配置和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的深入，将使“高闲暇、高效率、高收入”成为主流模式。高收入是对高效率的一种重要回报，而高效率伴随着高闲暇。因此，如果收入和闲暇之间出现正比关系，那么说明闲暇促进了效率提高。然而，这种关系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国家中并不存在。例如，20世纪60―80年代的美国，10%最高收入者在收入提高的同时，闲暇时间却下降了12%左右。［8］这多半是因为，此时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闲暇的质量比较低而工作质量比较高。有证据表明，1860-1990年人们大部分的闲暇时间是用来看电视，闲暇的质量确实很低。［9］1995年后，富裕国家的人们一生中花在维持生计方面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微不足道，闲暇时间的不平等比食品、医疗健康分配的不平等更加严重。［8］这种不平等展现了闲暇与收入的正比关系，说明此时闲暇促进了效率提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很多富裕国家率先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收入增长带来了闲暇质量的提高(如从前那些看电视的人，现在更加乐于从事体育运动、文化体验活动等)，收入配置较多的个体于是倾向于配置更多的闲暇，成为“有闲有钱”阶层。以上变化暗示，时间配置影响效率配置。 　　第三，个体积极的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