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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研究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立场 　　 　　赵曜(中共中央党校)在《划清界限：思想战线的长期任务――论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一文中指出，在思想战线上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划清这个界限，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这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在思想战线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不是从今日始，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们始终坚持做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自觉划清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为划清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曾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他们于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专门和特意为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而写的。马克思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原本是马克思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过目的一封党内通信，其目的是表明马克思不赞成《哥达纲领》的严正立场。为划清与杜林主义的界限，从1877年起，恩格斯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后汇集成书，以《反杜林论》为名发表。列宁时期，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党内斗争更加激烈，他为划清界限而写的论战性著作就更多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划清与第二国际思想领袖考茨基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写了《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两本名著。无论是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划清界限。1940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反动文人大肆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的反共叫嚣，解除群众的疑虑，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话，后改称《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历来关心和重视思想战线的斗争。他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针对一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行为，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在迈向新世纪的重要时刻，江泽民于1996年在《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的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分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七个基本界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这一精神的延续和发展，问题更加集中。 　　――摘自《红旗文稿》2010年第13期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周新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周新城》的访谈中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适应不同情况，出现了多种形式。概括地说，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观领域，主要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历史领域，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各种形式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大一样。在我们党提出市场取向改革，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时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泛滥；在党的十七大前夕，我们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时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蔓延；当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主要是“普世价值”盛行：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贯穿始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同这几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尽管说法不同，使用的辞藻、具体观点也不大一样，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它们是一脉相通的。从政治目的来说，它们归根到底都要求我国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有的是以美国为榜样，有的是以西欧为榜样而已。它们在政治上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废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句话，就是实行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