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盗自己财物能否构成盗窃罪.docVIP

误盗自己财物能否构成盗窃罪 　　对于类似“对象认识错误”的行为,很多人认为应定性为犯罪未遂;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与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不符。 　　王某大摆酒席贺儿子满月,同事纷纷前来捧场,觥筹交错至深夜方散,王某大醉,送同事小张出门,同事发现自己骑来的摩托车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找到。此时,王某见旁边另有几辆摩托车,将其中一辆摩托车撬开,小张将此车骑走。第二天,王某弟弟发现王某的摩托车丢失,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王某的摩托车正是被王某、小张前夜盗走的那辆摩托车。 　　有观点认为:王某偷盗自己的摩托车,未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盗窃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四项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也有观点认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未遂)。理由是: 　　其一,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且明显不同于“偷拿自家财物或者近亲属财物”。“偷拿自家财物或者近亲属财物”,所指的行为是行为人在“明知”所窃取的是自己家所有或者其近亲属的前提下,对财物实施的窃取行为,其主观恶性小,故对其“一般不按犯罪论处理”。而本案中,王某并不“明知”摩托车是自己的。 　　其二,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属于行为人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这种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本案中王某把自己的摩托车当作他人的,就是一种对犯罪对象(摩托车)的认识错误,这种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其三,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属于盗窃罪未遂(不能犯未遂)。犯罪未遂可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所谓不能犯未遂,是指罪犯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即遂的情况。本案中,王某误将自己的摩托车当他人的摩托车加以盗窃,犯罪目的不可能达到,即成立盗窃罪未遂(不能犯未遂)。 　　本文认为王某的行为不能构成盗窃罪。 　　 　　一、误盗自己的财物,不可能侵害所有权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为公私财物所有权。所有权属于绝对权和对世权,具有排他性,排斥其他任何外来的非法妨害;反过来说,所有权并不排除权利人自己的“妨害”,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有”造成任何有意义的妨害,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或非法,有意或无意。与此相联系,现代刑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市民刑法”观念的不断成熟,它要求刑法必须反映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而所有权的绝对原则正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如果刑法对权利人处分自己的所有物的行为进行打击,就违反了“市民刑法”的基本要求,就是盲动而无效的,在正义上无凭,于功利上无据。所以,行为人对自己物权的侵害只是一种假想。充其量我们只能将盗窃罪的对象延伸至“他人合法占有的属于行为人自己的财物”,而不能毫无限制地扩大到“自己的财物”,即使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其行为的实际指向仍然是“自己的财物”。正确理解盗窃罪的对象,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也是现代文明刑法的必然要求。 　　 　　二、一般的盗窃未遂不具有可罚性 　　 　　很多人认为,在误盗自己的财物这种认识错误情况下,应当成立盗窃罪的未遂。这种说法没有看到盗窃罪在犯罪停止形态上的特殊性,实为不妥。盗窃罪的成立以“数额较大”为标准,达此标准犯罪成立。如果盗窃数额不大或分文未得就不构成犯罪,没有存在未遂的余地。但同时,盗窃罪又是结果犯,即只有出现财物被行为人盗窃,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控制的结果,始能既遂。当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盗窃,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完成时,在理论上应该能够成立未遂,这就出现了两难问题:一方面,盗窃罪作为结果犯,存在成立未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盗窃行为没有“得逞”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认定可能盗到的财物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这种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其实来源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缺陷。 　　在未遂犯的处罚范围问题上,各国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三种做法:①概括主义;②列举主义;③综合主义。我国《刑法》第23条明确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可见,我国刑法在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上采取的是“概括主义”,即对分则中规定的所有犯罪的未遂,原则上都应处罚。我们认为,采取这种立法模式,在哲学上犯了“一刀切”的错误,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法律上,随着国际刑法潮流渐趋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这种处罚轻罪未遂的做法已经失去来自于正义维持的支持。针对这种弊端,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未遂犯的处罚模式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其第1条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重要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言下之意,只有符合“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才应该论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