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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建议环节羁押表现评价公诉 　　一句话导读 　　本文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羁押表现评价纳入量刑建议的尝试为实例,介绍基本做法,并探讨其现实价值、可行性及制度设计问题。 　　 　　2009年初,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监所部门与区看守所针对一起非法经营案件开展了羁押表现纳入量刑建议环节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基本案情]2006年间,被告人高某某、姜某预谋代理销售未上市的哈尔滨A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股东的股权,并从中获利。后被告人高某某、姜某伙同陈某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先利用姜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某公司进行代理销售。同年3月,被告人高某某、姜某为代理销售未上市的哈尔滨A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股东的股权,注册成立北京B有限公司,并由被告人高某某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陈某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三被告人在与哈尔滨A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每股内部交割价格后,以股份短期内即可上市并可获得高额的原始股回报为名,指使其公司业务员向他人推销哈尔滨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至2006年10月,三被告人共计向四十余名投资者销售哈尔滨A股份公司个人股东的股权,总股数达69.3万余股,销售总金额达人民币340万余元,从中获利人民币230万余元。 　　监所部门通过与看守所管教了解后,发现本案中的被告人姜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很好,不仅能够自觉遵守监规,而且积极配合管教开展工作,帮助看守所及时发现监内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属于表现突出人员。于是,在取得看守所方面支持的情况下,决定以该案为试点,开展羁押表现评价纳入量刑建议环节的尝试。由看守所管教根据姜某在监内遵守监规、生活、学习、文明礼貌、劳动规范等几个方面的表现给出优、良、较差或差的评价,并书面写明评价理由(例如,认定该人在监内表现好的具体表现),经看守所所长、住所检察室人员签署书面意见后,交由公诉部门,拟由公诉人当庭出示,并以此为依据建议法院对姜某从轻处罚。但是,由于庭审当日被告人姜某当庭翻供,公诉人经考虑后未向法庭出示该评价表。 　　 　　一、由第一次尝试引发的思考 　　 　　初次尝试后,通过与相关部门、承办人进行座谈,了解他们的顾虑与疑问,我们认识到在今后继续开展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当正确认识羁押表现评价与法院量刑之间的关系 　　在座谈中我们发现,部分看守所管教对于出具羁押表现评价仍存在着较大顾虑,他们认为自己出具的意见将直接关系到法院被告人的量刑结果,责任太大,不敢承担。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顾虑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羁押表现评价与法院量刑之间的关系。羁押表现评价确实是一种量刑情节,但不是决定被告人刑期的唯一量刑情节,如果将评价意见提交法院,法院仍需综合审查、考虑被告人的其它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来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期。因此,虽然看守所出具的羁押表现评价与法院量刑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即使我们向法庭出示了羁押表现评价表,也不一定必然带来被告人被从轻处罚的结果。只要法院在进行量刑分析时考虑到了被告人在羁押期间的现实表现情况即达到了我们这项工作的预期目的,如果其在判决书中能够对此有所述及则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应当正确认识羁押表现评价所能够证明的内容 　　有人质疑,如果像本案一样出现被告人当庭翻供的情况,公诉人是否还有继续出示其羁押表现评价表的必要性。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对于在押人员羁押期间表现进行评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其是否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毕竟一些拒不认罪者也有可能是监规的模范遵守着),而是为了证明该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有教育转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为了教育其他在押人员,起到刑事政策的作用。因此,被告人是否当庭认罪不应当影响到羁押表现评价表是否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那些不认罪或翻供的被告人,如果在公诉量刑建议和法院判决量刑分析中仍然能够对其在押期间的良好表现给予充分肯定的话,其教育本人和其他在押人员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三)应当尽量避免评价内容的主观化 　　在谈到在押人员表现好与不好的问题时,往往存在因人而异的现象,毕竟“好”与“坏”是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在一个监室中被认为表现好的在押人员,在另一个优秀监室中可能连一般都称不上。因此,如果我们单纯依靠“好”、“坏”这样过于主观的词汇来评价在押人员的表现的话,将直接影响到评价意见的客观性和公信力。也正因为这样,在开展此项工作过程中,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尽量避免出具主观色彩过浓的评价意见,要尽量用事实说话,多举例证,以保证评价内容的客观性。 　　(四)必须加强对于此项工作的监督力度 　　在与相关部门和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有一种普遍性的担心是,由于评价意见可能会影响到对被告人的最终量刑,因此担心会出现权力寻租问题,从而产生违法、违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