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司法化改革.docVIP

量刑程序司法化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主要内容，就刑罚权的运作而言，包括制刑、求刑、量刑与行刑四个环节，其中量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只有通过量刑，刑罚才能由静态转入动态，实现刑罚的目的，没有量刑，行刑也就无从谈起。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正的量刑程序是量刑公正的前提与保障。但是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量刑成为法院“家务事”，行政化色彩浓厚，控辩双方均很少参与，导致同罪异罚，罪责刑不相适应，也受到了学界的批评。 　　 　　一、我国现行量刑程序及存在的问题 　　 　　司法最基本的特点是“两造参与，居间裁判”，即要求法院在多方主体参与下，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不言而喻，应该符合司法权的运作要求。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量刑被认为是法院的“专有领域”，控辩双方较少参与其中，行政化色彩浓厚，不符合司法规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法官“闭门量刑” 　　由于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量刑程序一直不为大家重视，事实上成为法官的专有领域：一是在控辩审职能区分上，法院认为检察机关的控诉权仅限于求罪权与求刑权，至于最后判处什么刑属裁判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也认为量刑属于法院的权力，而竭力反对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建议尝试与改革，有的地方法院就明确表示检察官不要提具体的量刑建议，即使提了也没有用。二是在量刑程序上，“法官‘闭门’量刑，控辩双方难以参与，无法知晓量刑结论的产生过程，对于量刑结果也就难明就里。”［1］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受到制约较少 　　1.《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过宽，弹性过大，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我国《刑法》很多罪名所规定的刑罚幅度过宽：一是在同一刑期幅度内过宽，如抢劫罪中的3至10年这一量刑档次，有7年的量刑幅度，如何量刑完全取决于法官自由裁量，对相同情况可能仅仅因法官当时心情不同导致量刑迥异。司法实践中，很多上诉案件二审法官无正当理由即减少一审量刑1、2个月，就量刑技术而言尚难以精确到如此，这仅仅体现了法官自由裁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二是有些罪名的刑种之间呈跳跃性，在量刑上难以把握，如非法拘禁罪中，将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都规定在一个档次内，客观上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难以制约。实践中，对于同一类型、同一犯罪情节的案件，依照同一量刑标准，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可能作出量刑差异很大的判决。 　　2.作为加重处罚情节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等缺乏明确的标准，导致理解不一。我国《刑法》对罪名都规定了不同量刑档次，有些罪名有三到四个量刑档次，区别不同量刑档次的标准一般为“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等，但如何认定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在很多罪名中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伸缩性大：一是不同地方理解掌握不一，造成各地量刑不平衡，同罪不同罚；二是本地控辩审三方理解不一，最后不得不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甚至出现同一个法院判决的案件同罪不同罚。 　　3.能否适用缓刑，主要取决于法官自由裁量。根据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确立被告人判刑前人格调查制度，除了累犯、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法律规定不能适用缓刑的案件以外，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一般都是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如我们亲自办理的朱某走私案，偷逃税额达500多万元，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法院认定从犯而减轻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以自首或立功减轻判处最低刑并适用缓刑比较普遍，与类似案件相比，一个被处缓刑，另一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两者差距非常悬殊。 　　4.数罪并罚刑期的确定主要依赖于法官自由裁量。除无期徒刑、死刑案件数罪并罚适用吸收原则外，我国《刑法》确定了限制加重原则，即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其间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仅仅合并执行数刑中最高刑的刑期，等同于吸收，并罚的宗旨丝毫没有得到体现，但单从法律条文规定看，最高刑以上也包括最高刑本身，则具有合法性。我们办理的陈某案因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抢劫罪被判处10年，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依法应当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以上20年以下，就其犯罪情节与危害后果，判处20年并不为过，但一审法院仅判处有期徒刑15年，如何本案有自首或立功等情节的话，甚至可能在14年以下判处刑罚。 　　5.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处罚的评价完全取决于法官自由裁量。自首、立功等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然而如何从轻、减轻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