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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农二代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 　　摘 要：高职院校已成为“农二代”进入城市，获取高等教育资源，谋求未来工作的重要驿站。文章旨在探讨“农二代”在高职教育中的文化资本积累，是否在市场就业上顺利兑现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反思前人的研究上，通过厦门三所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案例考察，发现“农二代”内隐的乡土思维会通过教育方式，不断嵌入到高校面向工业化的技能学习和行为规训中。同时，这些思维面向与外在的结构性力量，共同塑造“农二代”截然不同的职业人格结构，进而重塑融入城市的独特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农二代”力图运用现有的文化资本进行市场兑现，以期在经济、心理和社会交往上更好融入城市生态。对此，文章指出除了“促进论”和“固化论”之外的第三种文化视角，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农二代”城市融入背后的行为逻辑。 　　关键词：高职“农二代”；文化资本；城市融入 　　作者简介：潘峰（1978-），男，浙江温州人，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厦门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农二代’城市融入研究”（编号：1601），主持人：潘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5-0129-12 　　一、问题提出与思路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趋势加剧，社会流动研究风行一时。近来的研究议题从户籍制度[1]、单位制度[2]转向文化生产[3]的视角，并逐渐集中在教育与社会流动的互动议题上。在研究对象上，农民工的讨论转移到他们后代的身上。本研究所探讨的“农二代”群体，主要指父辈为农民或农民工的后代。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大部分进入高等职业院校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城市融合问题，近年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一为“教育促进论”，认为教育有助于社会底层的向上流动。职业教育关注就业本位，强调底层劳动者应该掌握的必要技术与技能，以满足产业结构、职业结构调整的需要[4]，能促进社会的流动[5]和社会结构更加合理[6]。研究表明：“农二代”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很低，他们大多选择在城市里接受职业教育并努力留在城市。另一种是“教育固化论”，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固化自我地位的工具之一。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抑制，加上缺乏系统的技术培训，农民工面临回家或在城市里闲散或从事低收入工作，从而缺少流动机会而沦为社会底层[7]。他们的后代大多通过考试进入子弟学校、职业学校，也因公共资源分配不公[8]、重管理轻教学[9]以及教育市场化[10]等因素存在而阻碍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固化了原有的阶层。在他们看来，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抑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融合。这表现在：一方面，基础教育的薄弱和投入不足，会极大削减“农二代”进入高等教育而加剧社会分层[11]；另一方面，城市边缘的窘况会敦促“农二代”的自我放弃，否认学校的教育价值，进而形成“反抗学校文化”[12]。 　　不难看出，上述“促进论”关注高职院校作为高层次技能培养的关键作用[13]，尝试知识教化的力量，?x予社会底层人力资本的机会，从而获得上升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他们看来，通过教育改革并加强与企业合作的教育培养模式，可以加快学生社会化的步伐。但是，这样的研究缺少学校与企业、教育与职业互约性的应有关注，忽视农村原生文化、思维心理和社会秩序对“农二代”之职业人格塑造的潜在作用。而“固化论”看到教育市场化和制度有限分配的固有矛盾，却没有看到“农二代”学生对宏观环境适应的能动性，缺少微观上的对学生主体性和职业自我认同的研究。就这点而言，一些学者[14]尝试从抗逆力、优势视角讨论了农村生源的学习心态，认为农村学生的教育具有可塑性。还有，以往研究相对集中非技术人员培训或中职教育。虽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转换[15]，却仅从非技术人员培训或中职教育层面洞察农民工现实的各种困境。最后，以往研究多停留于决定论取向的学理纷争上，而未能跳出其间，从文化资本的概念入手看待教育累积与市场兑现之间的关联。这不仅关系到教育主体之融入水平的差异，也与“农二代”独特的乡土文化思维、生活惯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此，本研究主要从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体系的跨越中，讨论“农二代”的城市融入之能力的习得和资本的兑现情况，反思“农二代”的独特文化资本结构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影响。企业工作是“农二代”融入城市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建构的再生产机制，具有前后相承的特点――贯穿于职业教育（准备阶段）和城市就业（兑现阶段）两个阶段。因此，本研究将高职“农二代”的城市融入，看作是个体在学校和企业的跨越中能力转换、素质完善和社交建构的整个实践过程。 　　二、文化资本：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