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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青年观嬗变及其对两地书创作影响 　　摘 要： 鲁迅一贯无私地爱护和帮助青年，勤于奖掖，甘于牺牲，但其1926年至1927年致许广平的原信中，却有大量对青年进行批判和贬斥的语句。这些语句在写进《两地书》时几乎都被扩增和强化，其批评的程度加剧，披露的细节更多，谴责的语气变强。此种变化一方面是鲁迅“进化论”观念的“瓦解”而非“轰毁”，因为鲁迅写原信时并没有对青年“无条件地敬畏”，创作《两地书》时更是不再秉持“幼者本位”的思想，不再坚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他对青年群体是辩证分析、区别对待的；另一方面是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初笃信“梯子之论”，以被踩踏、被利用、被抛弃的梯子自比，对青年群体逐渐抱有私心重、城府深的负面印象，这种青年观念使他在《两地书》创作中论及青年时心存芥蒂，因此言辞激烈。 　　中图分类号： I210.7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8）03-0098-08 　　关键词： 鲁迅；青年观；进化论；“轰毁”；许广平；“梯子之论”；《两地书》；书信体文学 　　鲁迅一贯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不断地以文学创作、学术著述以及社会批评等进行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的活动，并在文化领域焦点问题的论辩与交锋中，通过“学习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掌握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纠正自己曾经只信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偏颇”〔1〕。那么，鲁迅在1932年至1933年是否还信仰进化论，《两地书》的成书过程是否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为解析上述问题，本文简要阐述鲁迅在《两地书》出版前后的青年观，并探讨其青年观嬗变对《两地书》创作的实质性影响。 　　一、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嬗变实为“瓦解”而非“轰毁” 　　一般认为，1927年4月，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就已经“轰毁”，鲁迅不再是进化论的信徒。在《三闲集?序言》里，鲁迅认为：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2〕 　　鲁迅否定自己“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进化论思想，是缘于他亲眼目睹身处对立阵营的青年“助官捕人”以及“投书告密”的实情。在这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行残酷的反革命大屠杀，反动军队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强行解除了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并缴去黄埔军校学生五百多人的枪械。其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大捕杀，据统计，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两千一百多人。残酷的屠杀使鲁迅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按照“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思想逻辑，鲁迅在1927年9月之前还“时时有一种乐观”，认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只要这种“杀戮青年”的老人逐渐死亡，那么“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但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让鲁迅洞悉“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3〕。残酷的事实彻底否定了鲁迅“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观念，进化论思想对他的决定性影响就此终结。 　　实际上，鲁迅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学说，能够保持思辨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他既“着眼于人的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从西方学说中寻求新思想”，又能够“结合中国的国情，经过自己的分析、消化和改造，化为自己的思想”〔4〕。可见对于进化论思想的接受和运用，鲁迅并非全盘照搬西方，而是存在一个分析、比照以及校验、取舍的过程，绝非僵化的固守或非理性的盲从。我们承认鲁迅在1927年对自己曾信仰的进化论的部分进行了否定，但不认为这种转变是毫无前因的“轰毁”。首先，从1927年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鲁迅并未根本上否定进化论。在《三闲集》序言中，鲁迅声称普列汉诺夫所著的《艺术论》最终“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2〕。鲁迅不再“只信进化论”，但并不意味着从此完全“不信进化论”，因此也就无所?^进化论在鲁迅精神世界中“轰毁”。早在1861年1月，马克思研读了《物种起源》一书，在写给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信中，他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5〕。可见，进化论“非常有意义”，虽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不失为一种系统性的演化学说，自有其非凡价值，鲁迅最佳的选择是用更加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进化论，以其服务于现实的社会斗争。事实上鲁迅也正是这样做的。1927年底，在批判梁实秋提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时，鲁迅就利用了人类从猿进化到人的事实，充分地揭露了“人性永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