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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落地听无声价值教育问诊与重构 　　[编者按]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13次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校教育?关键是进行价值教育，培养出有明晰的价值追求、有坚定的信仰追求的学生。北京教育学院迟希新教授的文章，能给予我们启发。 　　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不久前，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凸显了价值迷失和信仰缺位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极端事件的背后，是价值教育实效低迷的现实。无论是事件中的冷漠旁观者，还是犯罪的直接实施者，他们都是从学校走出去的、曾经接受过学校价值教育和信仰教育的教育对象。从最简单的推理上，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价值教育和信仰教育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教育对象身上，没有产生我们预期的教育实效。 　　如果说，社会道德式微、信仰迷失是价值教育问题的外在症候，那么学校价值教育和信仰教育的实效性低迷则是深层的“病灶”。 　　“问诊”价值教育的弊端所在 　　笔者认为，目前学校价值教育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显性教育，轻隐性影响。 　　学校德育常被分为显性德育和隐性德育。关于两者，我们可以用冰山做一个类比：冰山在水上部分很小，而水下体积巨大，两者之间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1：9。与冰山类似，以课程为载体的各种教育活动是冰山在水上的部分，它们是显性德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思想品德课和少先队活动。而隐性德育则是水下的冰山部分，它们广泛地存在于学科教学和师生交往中，存在于班主任精心营造的班级文化乃至校园环境之中。 　　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价值教育往往把关注的中心聚焦在水面的“冰山”上，却忽视了广泛存在于学科教学、师生交往中的隐性价值教育，忽视了教师在价值引领中的作用。教师也常常自我定位为知识传授者、班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未能从学生精神的关怀者和人格的塑造者的高度进行自我体认，从而淡化了自身的价值教育角色。 　　(二)重外在灌输，轻自主建构。 　　尽管“道德灌输”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但现实中“灌输”仍然存在。价值观的强制与灌输有悖于教育的本质，导致学生对价值教育的拒斥与逆反。苏联曾有一句谚语：“教育如果不调动学生的兴趣，就是在打冷铁。”要想避免价值教育成为“打冷铁”，就必须关注价值教育中学生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对价值教育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让学生在价值澄清的过程中实现自主建构。 　　(三)重道德认知，轻情感体验。 　　长期以来，我们的价值教育基本沿袭了认知主导的模式。价值教育被理解为可以像知识传授一样，通过记忆、咏诵完成，而忽略了形成价值观需要一个从认同到内化的特殊过程。在价值教育中，我们应牢记“道德是感染而成，绝不是教来的”(M0rals are not taught but caught!)的道理。我们可以强制要求学生背下化学元素周期表，熟记唐诗宋词和英语单词，但是，我们绝不能在价值教育中做这种简单化的处理，认为学生熟记了道德律令，记诵了价值信条，价值教育就大功告成了。 　　(四)重单一活动，轻系列设计。 　　随着当前价值教育重要性的凸显，很多学校在德育课程和学生的主题教育活动中都加大了价值引领的力度。但我们也发现，很多教育活动往往是“孤立的精彩”，缺少系列的设计和其他教育活动的跟进和配合。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教师忽略了价值信仰确立的特殊规律，忽视了价值教育要遵从“长周期、小步子”的原则。这种“一蹴而就”的简单化处理造就了很多价值教育的“神话”――在部分教师的教育叙事中，有的主题教育活动45分钟，就让学生的思想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转瞬之间就提升了价值信仰。这样的结果，表面上达到了教师想要的效果，但学生内在的价值观是否真的改变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笔者亲历过一次校外主题教育活动，地点是延安的杨家岭。杨家岭是毛泽东、朱德等革命领导人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如今成了很有影响的红色旅游基地。附近一所小学的二年级全体学生也来到这里，开展学习革命传统、培养艰苦奋斗精神的主题教育活动。主要活动内容是由学生轮流当讲解员，介绍过去的革命故事，其他同学做听众。笔者仔细观察，发现孩子们都很认真地听讲，并不时做记录。活动间隙，笔者和身边的小学生聊天，想听听他们对本次活动的感受，问他们怎么理解这些故事。不料，很多学生一脸茫然，还有很多孩子诚实地回答我：“认真听讲是因为老师要检查笔记，要通过活动表现给每个人打分。”活动结束时，我问了身边的小学生，他们这堂课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学生们回答：我们要向革命先烈学习，学习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