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类书是先设定好几十或上百个门类,将既有各书中.PDFVIP

類 書 顧名思義，類書是先設定好幾十或上百個門類，將既有各書中與某門類相 關的文句或段落節錄出來 ，將之匯集在一起。好比：假設有個門類是「梅」，編 撰者就將他所見到的古書中所有關於梅的記載都從原書中抽出，依書本撰成的時 間次序 ，置於「梅」那個門類中。 類書擷取的材料範圍，最常見的乃自然、人文各方面的材料俱在其內，如 唐高祖命歐陽詢編撰的《藝文類聚》。也有少部份是針對某一主題蒐羅、排比材 料的類書，如中唐初期劉賡編撰的《稽瑞》，就僅抄錄古書中吉祥徵兆方面的材 料。因而其中節錄了不少讖、緯一類作品中的文字，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撰《緯 書集成》時，就曾利用到這本類書，以蒐輯讖、緯的佚文。 類書各門類編撰材料的方式 ，最常見的不外兩種：或者在節錄的各文句前 就標舉書名或篇名 ；或者在節錄的文句後註明出處。註出處時 ，有詳有略。像虞 世南在隋朝時編撰的《北堂書鈔》大多會在那個摘出的詞句之下，不但會註出書 名，而且會節錄那個詞句原始出處的上下文，但有時僅註出書名。 以編撰材料的方式而言，北宋初 ，由南唐出仕北宋的吳淑《事類賦注》是 一特例，也可謂精心之撰。他以一個字為每一門類的名稱，如〈天〉、〈舟〉、〈梨〉， 將古書中屬於該門類的句子，串接成一篇賦。換言之，每一門類就是一篇詠物賦。 無怪乎這本類書原名《一字題賦》。宋太宗命其再加註釋 ，吳淑於是在每句之下 寫出原書名以及那句的上下文 ，這才改為現在這個名稱。 類書本身不具有獨特見解或思想 ，所以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將王溥 的《唐會要》視為典章制度的資料彙編，因而歸在類書之下，還說得通，將杜佑 的《通典》也納入，就不恰當了。同理，北宋真宗景德二年 （1005），王欽若等 奉敕編撰的《冊府元龜》能否算作類書，也可斟酌。這不僅是因為編撰《冊府元 龜》時，不取雜史、別傳等以及大部分諸子書中與政治有關的論述 ，所謂「蓋欲 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而且每一部之前都有總序，每一部下面的每 一門類之前又有小序，述其指歸，並非單純的資料彙編 ，與一般類書以多為上， 以致薰蕕並收的狀況迥別。 類書不同於叢書。後者是將許多完整或殘缺的書籍集合在一起，然後冠在 編者所取的名稱下 ，例如：《守山閣叢書》、《知不足齋叢書》、《金華叢書》、《漢 魏叢書》。不但收入的此書與彼書之間沒有必然關係，書中的材料也沒有被打散、 再分類彙整在一起 。 類書也不同於書抄。後者是編者基於某一或某些觀點，將他認為重要古書 中的重要部份抄錄下來。換言之，書抄等於是該編者心目中必讀書籍的節錄本 ， 或者說簡要本。此書與彼書之間可能有某種浮泛的通性，好比唐初魏徵奉敕編撰 的《群書治要》，既是為了汲取政治智慧、教訓而編撰的，所以選取的書籍與各 1 書當中的部份都必然與此有關。然而彼此之間也可能毫無關係，如唐中葉馬總編 撰的《意林》，只是將他認為子書中某些好的句子摘錄出來 ，摘錄完了這本，再 摘錄另一本。不論哪一種書抄，書抄中抄錄的某書篇章同樣沒有被打散、再分類 彙整在一起。 類書的性質既然是工具書 ，也就可知：它固然絕對不是經書或子書，更與 文學作品無干 。換言之，它與傳統圖書劃分的各大部門各自的通性都不合。 劉向、歆父子整理中祕的時候，根本還沒有類書，不會出現後來《四庫提 要》所說：「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的煩惱。曹魏初 ，一般認為的第一部類書 《皇覽》見世。荀勖因為將它視為史料彙編，所以歸於《中經簿》中的丙（史） 部。《隋志》將類書改置於子部雜家類之下，大概著眼於類書從各書中漁獵材料， 但這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謬誤，因為就像章學誠《文史通義‧立言有本》所言， 真正的雜家「雜於眾 ，不雜於己」，此所以雖 「雜而成家」。意思是：雜家作品僅 是選取既有書籍中的素材，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這與類書一無思想可言，相去不 啻萬里。因此，《舊唐書‧經籍志》所本的毋煚 《古今書錄》一改前轍，雖然仍 將類書放在子部，但已經從雜家類中獨立出來，另成立一子目：「類事家」。這種 作法成為此後類書在圖書歸類中的主流。 鄭樵《通志 ‧略‧藝文略》將圖書分為十二類，將類書由類下的一家升格 為與經類、史類、諸子類等並列的類書類，雖然頗為合理，可惜鄭氏的觀點與作 法在學界並沒有成為主流。 編撰類書的目的大致不外以下幾項： 皇帝為了顯示天下已昇平，自己乃右文之主，都會編些大部頭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