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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新概念及声音经验新类型并及通过声音立言 2004年，我在调离中国艺术研究院去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 当年，曾经在我参与创刊的《艺术评论》9月号上发表文章: 《狂飙感孕的一代，何以摆脱暗示不再苦行……》，就60、 70后新生代作曲家与当代中国音乐的关系进行讨论。2009 年，受委约再次在《艺术评论》第2期发文：《由中国交响 乐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就当代中国音乐与世界文化总体 进程的距离，东西方关系以及世界音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与多种世界一个声音，革命化、群众化、 民族化与主体性、边缘性、文人性，他律与自律，表现别的 与给出自己，生熟与动静以及自然与文化等问题进行讨论。 这次又接受“现代音乐，你将何去何从”专题委约以《声音 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并及通过声音立言》命题撰稿，讨 论由当代问题引发的，如何在声音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 互动以至于相合的前提下，通过声音为当代立言。有意思的 是，这三文无一不和当代音乐问题相关。 当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之所以引发众多关注，又进入 持续不断的讨论，其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记得1998年， 在首届全国旋律学学术研讨会（呼和浩特）期间，我和赵宋 光先生曾经因20世纪音乐的不同看法有过一场争论，争论 的焦点主要是我对赵宋光先生以旋律缺失为由否定甚至批 评20世纪音乐置疑，以及有关人的感性承受力的美学问题。 10多年过去了，有些问题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进行非此即彼的 二元性是非断言，但听众的接受问题依然明显存在。人们面 对艺术音乐不断从大众走向小众甚至于固执地进入极少数 极个别人的实验室中，终于不再观望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样一种由调性瓦解引发的音响结构型态的极度变异与扩 张以及由此呈现的极端个性化写作，究竟有没有终结？由 《4 33”》这样一种无声音乐所引发的意识观念颠覆以及 对”去声存意”古典的曲张性诠释，究竟有没有边界？ 为此，先讨论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这样的历史断裂会带来什么？ 捷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科西克曾经就历史断裂问 题有过这样一个表述，其原意为：通过平日的中断，导致历 史当中最有意义，和人的生命存在最密切的一个意义的呈 现。后来有人将此表述转换成一个诗意的命题：平日断裂处 历史呈现。那么，这样一种全面变换音响结构方式并极度关 注音响媒体本身的20世纪音乐，究竟为人们呈现出什么样 的历史呢？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结构力的极度涣散，从消解调 式与调性中心到拆除乐音与噪音界限再到贯通有声与无声 障碍；另一方面是音乐文化当事人传统的不断变换，从陶冶 自我性情到干预社会现实再到面对音响敞开。很显然，如果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去理性地反思西方20世纪初以来的100 年，尤其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这一段历史, 可不可以这样说，虽然当代中国音乐在创作理念、写作技法、 音响结构方式、刷新听觉感官以及由此形成相应的声音新概 念和声音经验新类型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原来不曾有过 的变化，但毕竟是在现代西方暗示下的一段苦行。于是，现 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音乐究竟如何在这样一种历史 的断裂中呈现新的历史？ 二是这样的听众诉求是否合理？ 在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这种逻辑主导下，置身于一种无 歌唱性旋律、无抒情性曲调、无表现性主题的处境当中，甚 至于可能再度进入一种自然声音的无差别状态，将如何实现 陌生化经验中的远距离观照呢？面对没有旋律与不在调性 的音乐，能否通过扩张感性范围、调整感性模式去适应？面 对包含有音乐要素的行为艺术，能否通过建构多重综合性感 性机制去感受？面对没有形式规范的概念声音或者观念音 响，能否通过理性的有限介入去诠释？在这样一个近似暴力 的音响帝国中，焦点似乎再次凝聚在感性接受的边界究竟有 没有或者能不能限定的美学问题上。以消解调中心的12音 为例，有人说，勋伯格通过12音序列瓦解调性的做法，不 仅违背声律振动的和谐原则，而且也和人的听觉感官结构不 相吻合，因此在根本上有悖于人的音乐感性，甚至于有缺美 与造丑之嫌；又有人说，12音是均匀切割、平面无隙，如果 将十二种不同的颜色，均匀地置放在十二个空间同一的盒子 里，再将这十二个盒子置放在一个圆盘内进行飞速地旋转， 那么，是否会呈现一种无关深浅的色彩呢？我想，既然不协 和是12音的主导色彩，那么，无论是均匀切割还是平面无 隙，都仅仅在作品之前或者过程之中，而真正在作品之后或 者于音响还原之中的，则仍然是切割不等与凹凸不平。由此 可见，如果说在不及感性先验边界的情况下轻易设定感性经 验边界的做法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所谓听众诉求也只是处 在虚拟的理论范畴当中而没有普遍的历史意义；况且，美本 质与审美价值以及价值与多元总是难以相提并论，是否就只 能把艺术美的价值承诺置放在历史范畴中间才可以凸显阶 段性的意义？ 针对与围绕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