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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摘要：城镇化和新型社区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社 会组织发展和农业稅费的取消，大大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 治理基础，农村社区治理方式需要创新。新的协同治理模式, 要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到决策、执行、监督和服务机构中来， 并且要结合农村社区的自身特点来规划实滋途径。 关键词：社会治理；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 (2014) 06-0034-04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转变了我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 了基层农村社会结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不再适合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社区治理制度需要创新。 一、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动摇了 “乡政村治”的治理基 础 以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正在快速推进。浙江、山东、江苏等比较发达 的一些省份，主要通过村庄合并、集约发展的方式，大力推 动农民的集中居住，组建新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加快了农村 城镇化建设进程，比如山东诸城市用208个新型农村社区取 代了 1 249个行政村，农民将逐步搬进新建的楼房里。新型 社区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打破了农村固定的行 政地域边界、人员边界、经济边界、产权边界，打乱了农民 多年的生活方式，农村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异质性不断 增强，村落共同体在快速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村庄社区逐渐 失去了其应该承担的管理及服务职能，社区治理制度愈发滞 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矛盾与问题［1］。 （二）新型户籍制度改革将使大量“外来人口”融入新 型农村社区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努 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 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 利；以连续居住年限和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为条件，逐步享 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 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权利。户籍制度 改革前农民工之所以没有成为城镇的户籍居民，并不是自己 的意愿，而是社会制度环境的阻碍［2］。相关调查显示， 55. 14%的农民工表示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就愿意成为永久的 城镇居民，只有2 55%的人表示在赚钱或学到技术后愿回农 村［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6 894万人，其中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外出农民工 为16 610万人，这些人多数是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 有着更强烈的愿望留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而2 609元的 平均月收入也使他们有能力在新型城镇的落户。成为社区 “居民”后，必然要求参与社区治理。 （三） 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社区实施多元主体治理 创造了条件 合作社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工商 总局发布的全国市场主体数据，截止到2013年12月底，我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多达98. 24万家，实际入社的农户达 7 412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 5%。2014年以来，随 着工商注册登记制度的改革，专业合作社注册数量再次迎来 大幅度增长。新型农村社区打破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农 村社会结构，大量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不再仅仅依靠农业 为生，而是在其他产业工作。而且，合作社这样的组织把农 民通过业缘的方式联系了起来。同一个社区内，联系最为密 切的是业缘而非地缘或者血缘，依靠业缘关系参与农村社会 的治理，维护自身利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在许多地方, 合作社成为农民最信任的组织，成立新型社区后，原来行政 村的局限被打破，合作社的辐射范围会迅速扩大。 （四）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呼唤农村社区出现新的治理模 2003年农业税取消后，一些乡镇只能靠上级财政的转移 支付来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缺口。乡镇财政的支出 实际上远远超过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县级财政通常 又十分困难，这个差额转移支付弥补不了。得不到有效的上 级支持，再加上乡镇财政预算外收入及自筹资金大幅度减 少，乡镇政府正常运作出现困难。同样，农业税的废除也使 得村委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中央建议通过“一事 一议”筹集公共事业和共同生产费用的办法在全国绝大多 数农村都无法落实，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处于停滞甚至倒退 的状态［4］。而且，农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也被取消，进 一步加剧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困难。缺少为农民提供服务 的能力，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急剧 下降，旧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陷入困境，农村社区急需探索 新的治理模式。 二、构建以“协同”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