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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行政视域下“幸福与尊严”问题的伦理思考 摘要：民众的“幸福与尊严”被纳入政府的行 政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悖论性结果，这意味着中国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民个体的幸福、尊严之间出现了 一种非常态的逆向关系。文章认为，这根源于中国长 期以效率优先的原则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政 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联姻造就的畸形社会环 境。在分析这种成因的基础上，文章对中国政府解决 民众“幸福与尊严”问题的经济思路与政治举措进行 了理论层面的伦理思考。 关键词：幸福与尊严；效率优先；帕累托最优困 境；制度性不公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6) 03 009607 2006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 鲁大学演讲时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关注人的生活质 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①，以“使13亿中国人民 过上幸福生活”②为根本目的。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 则以“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③对13亿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做了具体诠释。2008年的“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 论坛开幕式上，胡锦涛强调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 动，以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让劳动者共享经济发 展成果对“体面劳动”进行界定。2010年的春节团拜 会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我们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④，随后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把政府的责任明确地规定为努力让人民 活得有尊严。至此，中国民众的幸福生活被政府以行 政计划的方式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即以尊严诠释幸 福，以体面劳动界定人的基本尊严。这就意味着幸福 生活不再仅仅是个体对自身境遇的主观满足或者期 待，也不再仅仅是学者于象牙塔内构筑的理想，而是 政府对民众的一项庄严承诺。于是，民众的“幸福”、 “尊严”、“体面”等词汇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国政府的 官方表述之中，成为拥有具体衡量指标的国家行政任 务，亦即劳动者体面地劳动、更有尊严地过幸福指数 相对较高的安稳生活成为中国政府的根本职责。 一、“幸福与尊严”纳入政府行政计划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悖论性结果 把民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体面生活纳入政府 行政的职责范围，这是中国政府对国民在新的经济发 展阶段的新需求的回应。这种回应本质上是对新中国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反思的 结果，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终极目的 的反思，亦即面对中国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应当如何 评价、如何引导其未来的走向？对此，中国政府给出 了一个全新的回答：让民众有尊严地活着，过一种幸 福的体面生活。 这样的回答，在把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重新定位 到关注国民个体福祉的同时，实际上却意味着中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悖论性的结果，即民众个体的幸 福与尊严问题恰恰凸显于以增强国力、改善国民生活 质量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进程之中。这即意 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民个体的幸福、 严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态的逆向关系。因为作为民众 个体主观体验的幸福与尊严之所以被纳入政府行政计 划，是鉴于个体获取这种主观体验的受阻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恰恰出现于国家 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极大提高的境遇之中。也就是 说，民众个体幸福感的缺失、尊严感的失落并不是由 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物质条件的匮乏，相反，恰 恰是民众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 善之后对社会经济成果的非公平性分享过程中所产生 的一种失望与不满的情绪。所以说，民众幸福与尊严 问题的凸显或者说被纳入政府行政规划，本质上是中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悖论性结果的直接体现。这 种悖论性根源于中国政府长期以努力实现高速的经济 增长为首要目标，而“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又 使得普通个体的福利在贫富两极化的过程中承受着强 势资本与利益集团的不断蚕食。在这种蚕食过程中， 弱势群体在贫富分化的境遇中日益边缘化，这种边缘 化直接催升了民众对自身幸福与尊严的敏感度。 就理论而言，效率优先的原则本质上无法规避对 社会公平某种程度的损害。因为效率优先的原则实际 上是以某种短期性的政策安排来实现经济领域的优先 从而把政府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对社会公平的 承诺降到了一个“被兼顾”的地位，使社会公平被迫 从属于经济领域的效率安排。尽管历届国家领导人都 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状况对社会公平进 行了特殊的界定，这种界定也符合中国国情并有效地 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效率 优先的政策安排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潜在威胁，因为效 率优先的原则隐含着社会发展的目标在于经济而非人 自身。于是，在关注GDP增长的同时民众共享改革成 果的制度初衷被边缘化，民生状况的改善与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