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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责任制改革完善研究司法建设论文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工作的“牛鼻子”，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完善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就建立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工作做出具体部署。201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详细规定了如何完善检察院系统内部司法责任制。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为了保证检察官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而确立的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具体办案中都赋予检察官独立的司法人格，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以此来维护检察权的运行。司法责任制的建立是当前司法改革的落脚点，也是当前检察改革的重中之重。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这一系列问题的出发点。 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一)层层审批责任不清。我国的检察体制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检察机关实行的审批制度是检察人员承办相关案件，经过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后，［1］最后案件的决定权收归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这种审批又叫作三级审批制。在司法实践中，会存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涉及面广的案件，那么此时三级审批就又会演变成多层审批。设定层级审批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确保案件的审理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公正和质量的提升。同时，检察权的行使也能够得到最大化的监督。在实际的检察院办案过程中，拥有审批权的部门负责人、分管案件的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他们行使的案件审批只是纸质文件的审批，很少能够全程参与案件的审理过程，虽然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对案件的严谨态度，但实际上影响了司法效率的提高。层级审批制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阻碍着高效率的实现，使定审分离的局面在我国检察机关中长期存在，这使得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从而导致检察权不能独立运行。(二)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落实得不够彻底《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制发的法律文书，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签发。”可见，签发法律文书的权力并没有真正落实给具体的办案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具体操办某一项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从现状来看，文件大多数都是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制发的，从批准逮捕决定书、起诉书、抗诉书、检察建议书等这些能够体现定案权的法律文书上就能知悉，办案权的实际拥有者不是具体的办案侦查人员，虽然他们负责办理具体的案件，有一定的办案权，但是没有实际的权力去签发法律文书，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定案权就不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定案权。在《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还有这样的规定:“对于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决定的事项，检察长(副检察长)不因签发法律文书承担司法责任。”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就暗含了检察官在具体侦办案件过程中所产生的司法责任由具体办案的检察官来承担。这很容易造成司法责任制下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不对等。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独任法官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直接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成员、审判长依次签署。审判组织的法官依次签署完毕后，裁判文书即可印发。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院长、副院长、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这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显然更加到位。为保证司法责任制的良性运转，只有对司法责任真正地进行界定，才能让办案检察官对自己办理的案件承担终身办案责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司法公正。 二、域外关于司法责任制的规定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如何认定办案检察官的司法责任的相关问题均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域外关于司法责任制的规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办案检察官在针对具体案件行使检察权的时候，所行使的是享有一定独立性质的办案职权，是独立的办案主体。在针对具体案件时，会形成以检察官为核心的办案组织。检察官作为办案的主要负责人，成为一个独立于整个司法系统的存在，检察院的其他人员只是一个辅助的存在，并不是办案的主体，他们只负责相关的行政事务及其他与案件无太大关系的事务。英美法系国家中，以英国为例，除了皇家检控署的检察长独立工作，对于检控署的其他检察官还配备相关的案件办理人，帮助检察官做好起诉的准备，在其他方面也会为具有独立权的办案检察官提供方便。［2］在德国和日本，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办案检察官，配备有一整套具有司法辅助性质的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