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docVIP

PAGE PAGE 1 中国电视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 　　[摘要]中国电视批评理论话语的自觉建立，从1990年代开始。其伦理向度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紧密关联，经历了“道德焦虑”和多元话语共生的不同阶段。伦理意向的转换，既体现了认知上的宽容、进步，也带来规制上的失范格局。构建一种分析性的伦理批评，有助于深入理解、把握当下电视文化的特性和走势。 　　[关键词]电视批评道德焦虑话语共生伦理向度 　　电视批评作为媒介批评的一种形式，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与电视媒介相关的各类“事实”进行说明、解释和判断的实践活动。中国的电视批评，是同电视事业、电视文化的发生、演进和繁荣历程相一致的，历经萌芽、起步、发展和自觉等不同阶段【1】。不过从学术研究看，严格意义上的“电视批评”理论话语的构建和涌现，却是1990年代的事情。在过去20多年里，不同身份的批评家通过对流动的“电视事实”进行着勘察、评判，为匡正电视文化方向、拓展信息传播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电视媒介的传播方式、意义产制及社会效度亦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如今业已成为媒介批评中的“显学”。本文从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出发，着力勾画中国当代电视批评理论和实践状况一个侧面，试图说明电视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及构建一种分析性伦理批评的可能性。 　　一、市场经济背后的“道德焦虑”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语境发生巨大的变化，阶级话语逐渐被经济话语所替换。政治生态的变迁不止带来社会结构形式的裂变，同时也引发文化生活内容的更新，甚至可以说，文化实践直接负载着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解释逻辑。当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人们的价值信仰、认同意识及行为准则必然朝着一个以往未曾经历过的轨迹运行，尤其像带有享乐性的文化形式，很快便占据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在逐渐走入千家万户，打破了城乡分殊导致的信息接收不对称之后，新闻、广告、影视艺术等通俗文化形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受众所习惯、认可，直至成为闲暇时间的调节剂。特别到1990年代，伴随电视技术的发展、普及，居民家庭购买力的增强，节目类型的丰富多样，电视业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主宰着政策或服务性信息的传输，左右了大众的资讯来源，并对社会生活方式起着构成性作用。 　　将电视文化视为“可怕的诱惑”的理论体认和话语批判，最初来自西方批评理论的启示与阐发。按照大众媒介社会学理论，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直接催生了近代制度的根本转型和现代性社会文化在生活世界的确立；与之相适应，大众媒介、通俗文化的竞相发明，也引发一系列价值标准、伦理观念的重构，其“破坏性”日益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包括乡村社群组织的瓦解、宗教权威意识的衰微。电视媒介，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的，其表征的文化实践必然成为业已亏空的同一性道德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于是，在一些批评话语里，电视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具有使人无法自拔的“魔鬼”与倡导新兴事物的“摇篮”的双重价值属性，“它为我们驱除了寂寞，同时，又使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播散着欢乐，同时也在制造着痛苦；它使我们眼界开阔，同时又使我们活动的天地变得更加狭小；它是家庭会聚的中心，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与亲人、同事之间感情亲密交流的机会……”【2】。这种优劣互见、爱恨交加的心态和焦虑情绪，是电视媒介普及初期的普遍心态。 　　电视的独特性征和效果，也直接促发了专业或业余批评家们对本土电视研究的学科意识和电视带来的伦理后果的思考。有关电视批评的话语，逐步以知识化的方式提出和陈述。这些话语背后的思维逻辑，既来自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反思，也来自传统价值观日渐式微的焦虑心态。因为在每一个时代，文化的构成总是呈现出复杂混合面目，诸如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不同价值体系，会环绕在公众的生活世界中，它们通过冲突、斗争、协调等方式，维系着文化自身的平衡、生存和发展，并程度不同地左右着普通大众的精神意识和社会行动。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依凭的是商业化的运行策略和利益最大化的交换原则，改写了正统的价值、信仰的惯性表达方式，必然带来转型时期道德伦理因空缺而产生认同危机。电视文艺作品的娱乐化、商品化倾向，是电视媒介的重要特质，同时也是电视媒介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的元素。在批评家眼里，电视在市场诱导下“自发产生”的变局，典型的表征就是“服务受众热”、“大众娱乐热”，尽管相比行政式、官僚化管理方式是一种进步，但政策和体制的滞后引发的“混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3】。 　　如果说电视批评家一开始就注意到，电视传播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位移不可避免，同时由于文化体制的滞后和不健全，必然导致市场机制的无序乃至失范，急切地吁请管理部门解决商业性与意识形态性、公益化与产业化的规制问题的话，那么文化产品本身对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