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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党的现代化的推进 　　[摘要]中国“追赶型”现代化的有序推进取决于党的科学领导和有效支持。推进党的现代化是成功实现这种领导和支持的题中之义，而保持适应性则是党的现代化的首要条件。现代化变迁引起的社会深刻转型，催生了大量新社会组织，其特有的功能和影响力对于执政党提出了不少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以应对这些新情况。从宏观的场景审视，合作与嵌入应该作为执政党应对新社会组织兴起的政治方略和组织方略。 　　[关键词]新社会组织；政党现代化；政党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D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3）07-0051-04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变迁引起的社会深刻转型，中国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并且日益显现出其特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给处于政治权威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少现实的新考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以继续推进自身的现代化，从而实现科学的领导和有效的支持。从宏观的场景审视，合作与嵌入应该作为执政党应对新社会组织兴起的适应性方略。 　　一、适应性：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共富，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力图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以此为依归，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两大历史运动：革命与现代化。以革命求国家之独立、民族之解放，以现代化求国家之富强、人民之共富，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属于“追赶型”。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动开启现代化征程以来，中国一直在追逐这个“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之梦，时至今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其作为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中国“追赶型”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源自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比如“独一无二”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强烈的国家主导痕迹，等等[1]。这种特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化压力和政治需求，决定了其成败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和有效支持。正如有学者总结的：“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有效和强大的政治支持，这不仅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向政治系统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系统能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政治支持。”[2]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这种来自政治系统的支持，主要是针对执政党而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追赶型”现代化的有序推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有着较强适应性的现代政党。适应性是现代政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按照组织发展理论的一般观点，任何组织要想存续与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两种状态的有效关联：一是“外适应”，即对所处的发展环境保持较高的灵敏度和反应力，适时进行调整；二是“内适应”，即组织能够驾驭内部变化，适时协调与统一以提升内聚力。组织的“外适应”与“内适应”共同构成了组织的适应性问题。[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适应性以及政党转型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与分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按照亨廷顿的研究，适应性是测度政治组织制度化的四大标准之首，是后天获得一种组织性，是一种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政治的发展不依赖于政党数量的增长，更仰仗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政党的适应性可用政党的年龄、政党领袖换代数和政党的职能来衡量。[4]另一著名学者迪克森认为，适应性是以执政党为分析单位的，它被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他把适应性分为效能型适应和反应型适应两种类型，并且提出了三个分析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张力、政党对环境监控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5]除此之外，帕尼比昂科、维尔、梅尔、阿尔宾逊、沃林茨、哈默尔、石山等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贡献了智慧。这些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在此基础上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解读与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张小劲教授梳理了欧美政党组织嬗变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指出政党适应性是政党类型变迁的主要原因，政党适应性的模式包括维持性适应、渐进性适应、不确定性适应和创新性适应；杨光斌教授认为政党适应性包括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适应，取决于三个因素：主体内部的民主和谐程度、主体认知环境的能力、外部因素的根本性质（特别是逆顺程度），等等。 　　虽然从概念层面来讲，政党适应性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并不妨碍就其内涵达成基本的共识。事实上，较之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政党实践能力的适应性，更被各国政党所关切。政党适应性的强弱，从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否在不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中国共产